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7]
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中国到美国、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
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政府穷民间富”以及国债金融市场。“政府穷民间富”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法治，但是国富民穷必然威胁民间权利。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作者简介】
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
【注释】、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2004年。
、见Udo Hielsch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3年出版，第43页。
、见Udo Hielsch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3年出版，第45页。
、见，Richard Sylla, Jack Wilson, and Robert Wright, “Integration of Trans-Atlantic Capital Markets, 1790-1845,” 《Review of Finance》, Volume 10, 2006。
、Richard Pipes，《Property and Freedom》，1999年，第150页。
、Richard Pipes，《Property and Freedom》，1999年，第154页。
、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对金融市场如何推动、支持民主制衡有更多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