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学者归纳了比较法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关系的规定，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其一，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并存。德国民法即是其例。其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法国、意大利、日本民法均采用此种观点。其三，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瑞士民法即采该观点{2}。笔者认为，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看，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排斥主义（非并存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主张；另一种为并存主义（非排斥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是对于损害赔偿之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也就是合同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并存（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和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排斥主义与并存主义的分歧在于，合同解除之前和由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是否因为合同解除而不存在，而并存主义的两个类型的分歧在于损害赔偿的范围。

　　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即全部赔偿原则{3}。按照罗马法的全部赔偿原则，债务人必须对债权人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在解除合同时，赔偿范围不但包括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而且还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1]也有观点认为，不可主张可得利益损害赔偿，因为上述费用是当事人为追求履行利益而付出的必要成本{5}。

　　在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模式下，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违约损害赔偿之外的损害赔偿{5}34-36。前者在性质上应该是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所应恢复的并非“原有状况”而是“应有状况”{6}。而后者是指在违约损害赔偿之外，因合同解除而使当事人遭受的损害，如返还给付、对给付物进行保管等费用。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模式虽承认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认为可请求的不是债务不履行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而是因信赖合同继续存在而生的信赖利益的赔偿。[2]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质疑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与合同解除的依据有密切关系，应根据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对于合同解除情况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要么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合同解除依据对合同损害的赔偿范围的本质性影响，要么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合同解除情形与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具有相互关联，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的关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