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利义务”下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行政法治不断完善的道路上，行政行为正在逐渐在更大范畴内，接受着审判权的复核和监督。三权分立在社会治理工具化层面，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优良的范畴和迷人的完美，任何权力的分配是基于社会存在和国家目标的分配。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制度的法治中，论证三权分立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性，其无法提供优良政治状态的基础性保障。在本节笔者重点讨论，“权利义务”透视下，审判制度引入社会治理模式的制约机制的理论前提。
1、审判机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力分配的政治权利。审判机关的政治权利应该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a、在行使审判权利的时候，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权利的配置。审判机关的政治地位应当取得，党在权力分配“允诺”的政治权利，这是政治权利的最低下限。b、在行使审判权利得时候，应当有来自于政治权利授权、授意的正当性。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以及审判机制的运作，不得超越或者背驰政治权利所赋予其的权利，这是政治权利的最高上限。在a-b之间的政治权利范畴内的，审判机关的职能行为，以及其作为政治权力平等分有者政治行为，应当是作为一种治理行为的范式加以确认和巩固，以及在法律层面具备排它性自为范畴。
2、审判机关应该承担平等的社会治理的政治义务。
审判机关应当在“权利义务”框架内完成其职能相适应的政治义务。该义务来自于执政党分配权利的权力统摄，即作为人民意志在执政党执政过程的转译。义务条件成就的一个法律前提乃是，人民意志在法律范畴内的精确表达。这种特殊的义务关系，要求审判机关作为权力对象的相对方，承担特殊的社会治理责任。在救济途径上，无论是审判机关还是执政党授命机关，都应该在精确合法的基础上展开政治义务，当然，这种政治义务的强制性，并不对抗作为执政党的组织党委在履行党建组织管理行为。
二、审判制度与行政治理模式共轭的普遍存在
无论是极右的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审判制度应当以完备的司法权的分权模式，驾驭在任何范畴内的社会法律关系之上，“这些表述的外在形式的特征,却又恰恰不折不扣地属于主导世界体系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推导的标准和期望”[1]；或者是极左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审判制度作为在政治以及社会治理范畴内的完全从属地位。这些认识的极端性，都是来自于在对一般社会存在或者普遍社会存在的认识的主观性上，而否认一种既成的社会存在在与过去和将来的有着广泛而普遍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