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息讼”——“无讼”理想的异化
如上文所提到“，无讼”理想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和强化，被注入了政治的内容，而“息讼”则是为了达到“无讼”境界而采取的最典型的方式。它虽然与“无讼”理想有关联，但无论如何不是“无讼”的必然演绎和唯一的选择。“息讼”与农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理想紧密相关。
（一）农业文化与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
农业社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静态社会，农民世世代代被定着在静态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便注定了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来保护、维持和发展农业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和谐”、“无讼”理想，都是与这样的农业社会生活和文化相适应的，即农业性的安定太平追求。换言之“，静态”“、和谐”、“无讼”等因素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内在需求。如果说，这种社会的内在需求在社会个体成员身上表现为一种，仅仅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倾向，儒家思想产生之后，便将其推向了明确和外在的话语表现形式。而这又恰恰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现成的思想武器。日后，儒家的“无讼”思想在历代统治者那里被利用和强化为他们的政治社会法律理想，儒家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无疑也是农业性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理想的农业性，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型的‘太平治世’憧憬。”[4]对此，孟德斯鸠也有过有趣的论述，如“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5]“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5]
“太平治世”的一项衡量标准即争讼的多与少。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争讼”本身是对和谐稳定的破坏，是百姓刁蛮“，人心不古”的表现，都是应当加以排斥和压制的，然而既然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必须选择一个或若干个纠纷解决的方式，而采取什么样的解纷方式，是统治者和社会成员互动的结果。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以农业型的“太平治世”作为自己的政治法律理想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似乎没有太多选择的意识。但事实上，在这种无意识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清醒而明确的意识，即“死水一潭，波澜不光的社会，为专制政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6]换言之，历代统治者认识到老百姓安于现状，不为“民间细故”进行争讼，社会安定太平，甚至死水一潭，才对统治有利。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宗法血亲关系，老百姓在农业社会中长期锻造出来的安于现状、善良忍让的品性又为统治者”所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