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良心自治”观点的学者的第二个错误，是在企图把西方某些人的学说引入中国时，犯了忽视本国国情的错误。一个国家实行何种具体制度，需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我国古人有“南橘北枳”之说，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最近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说，一些人可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没有提到他们顶礼膜拜的西方学者。笔者再引两段话，一段是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对英国宪政制度产生原因的论述：“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因此之故，英吉利宪法自然难以摹仿、戏拟或伪造”[7]；另一段话是美国制宪会议参与者平克尼在制宪会议上所言：“我相信，以下看法会被视为具有普遍的真实性：任何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面临一模一样的形势和环境，使人承认，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政府，能实现同等的好处：一种政府制度，应该适合于它要治理的人民的习惯和禀赋，并且必须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2]可见英美两国的宪政制度设计，也不是照搬教条的结果。
我国在考虑与司法相关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时，应立足于怎样的我国实际呢？我们以为有两个基本国情：第一，我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易言之，西方在几百年时间里，建立了司法内控机制，形成了有效的舆论监控机制，设立和磨合了必要的外部权力制衡机制，法官自身素质也较高，我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与法治先进国家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国有司法腐败的传统。“官本位”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官员的“因贵而富”是包括法官在内的官员的内心冲动，是“官本位”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司法（刑名）是官员敛财的一个主要途径。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主要由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司法人员较为清廉。但如前面所述，改革开放后，法院受理的案件大大增多，法官自主处理案件的职权大大上升，与此相应，司法腐败又呈蔓延之势。198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即指出“极少数法院干部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事件。去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查处法院干部违法乱纪以及犯罪的事件372件，370人，其中触犯了刑律，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的3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346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1993年—1997年全国法院系统有376人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有2512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1999年全国法院系统有1450人因违法违纪受处分，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2000年全国法院系统有1292人因违法违纪受处分，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46人；2001年全国法院系统有995人因违法违纪受处分，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85人{4}。近年来在报纸上公开揭露的因违法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国法处理的法院系统副省、部级高官，就有河北高院院长、辽宁高院院长、广东高院院长、湖南高院院长、黑龙江高院院长等。在沈阳中院、武汉中院、安徽阜阳中院等出现了法官集体犯罪案件。从报纸揭露案情看，在阜阳中院，法官贪赃枉法已是法院内部人人皆知的公开行为{5}。客观说，仅就我国法官道德操守整体水平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远低于同一世纪的50、6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