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辩论主义的第二点要求，即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供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当事人主义理论指引下的审判方式改革实际上演化为"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和查明事实责任"，同时"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和风险"。较之于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尽管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判决，有权表达自身的意志，但却被附加了诸多诉讼义务，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总体上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证据的收集和提出，在超职权主义模式下，当事人可以提出事实主张，法院为了查明事实，应当积极收集那些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的证据，无论这些证据由谁掌握，法院都有责任查明。这固然会造成"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现象，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是一种举证权利的有力保障，当事人可以坐享其成，免除了收集证据的负担和因举证不利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
改革以后，当事人必须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原则上不再主动收集证据，如果当事人的证据不足，自己就不得不承担败诉后果。当然，我国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如果当事人确实有举证困难，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诉讼权利，可以视为对增加当事人义务的一种补偿，但问题是，这种补偿是严重不对价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也没有规定具体的申请程序，更没有规定申请被法院拒绝后的救济措施。也就是说，当事人的申请取证权是否得到满足，完全受制于法院的意愿。从比较法的角度，我国的当事人申请法院收集，总体上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证据收集制度，迥异于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这对当事人收集有利于己的证据的基本程序权利更为不利[7]。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作为利益主体，并没有多少动力去收集证据，倾向于"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居中裁判"，本能上会排斥收集证据的责任。在规则不明确而又由法院掌握决定权的情况下，当事人的不利处境可想而知。
从一定角度来而言，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由于转移了当事人的责任和风险，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反而更加有利。司法实践中，法院推行的举证责任制度屡屡被民众所不理解，被视为推卸责任，而当事人也很容易为举证不力遭致败诉而不满，认为是法院没有认真履行查明事实的职能，极端者甚至以死抗议[8]。
以上说明，仅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换理论还不足以保障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甚至可能与人本主义司法观背道而驰。
(二)程序正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