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行政诉讼法典中的行文方式是最为讲究的，其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目的在于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明确化。其一，通过列举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哪怕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不能接受司法审查。这个排除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言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我国即便是乡镇人民政府也能够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19]进一步讲，我国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只有一部分可以接受司法审查。其二，通过列举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系统中的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发生关系，但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常常有间接影响，而且内部行政行为关系到行政权行使的质量。其三，行政诉讼法还排除了对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也即是说，人民法院无法对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在我国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少，有些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对于土地权属的确认等具体行为，复议机关的决定就是终局决定。除上述外，还有一些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为例，目前的受案范围只能使人民法院在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行使中进行成本权衡，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中的成本则无法进行权衡。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事实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常常会导致若干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若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便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要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建立行政成本权衡制度，就必须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文方式进行调整，具体而言，用概括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通过概括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能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而进行行政成本权衡，其决定权在人民法院而不在行政机关，这也应当说是司法裁量权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的体现。
(4)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似乎是比较完善的，其中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判决等。上列判决类型在处理行政行为与私权的关系时是比较周全的，既包括了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情况下的撤销，也包括了行政行为在合法情况下的维持，还包括了行政处罚在不当情况下的变更等。同时，还有行政机关不对行政相对人履行职责时的履行判决等等。然而，这些判决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护行政机关对公权力造成的侵害。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相应的判决方式也必须作出改变，也即应当拓展目前的判决类型，如我们可以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能的判决，而且可以把目前行政诉讼法中的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加以运用。目前的司法建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人民法院作出司法建议后行政机关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既可以给人民法院有所反馈，也可以不予以反馈。如果将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就使其有了与其他判决一样的拘束力，行政主体如果不予接受，人民法院便可以采取司法强制。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如果具有了司法强制力，那么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也就有了质的飞跃。
【作者简介】
关保英，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就有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内容，但由于理论准备和实务准备都不十分到位，因此，在十届人大期间该法并没有进入修改的议程中。所谓该法修改的理论准备不成熟，是说《
行政诉讼法》究竟如何修改在理念问题上和制度设计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而且争议还比较大。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存在认识上的对立。至于实务准备不到位，是说不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尤其行政机关还只能够适应目前《
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对于一些新的内容既无思想上的认识，也无制度上如何承受的准备。以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为例，在该解释将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细化以后，一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感到极大的不适。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是否一定能完成对该法的修改，仍有很大疑问。
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前注，关保英书，第606页。
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新论》一书在“对行政的监督”一篇中设置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章节。依这个体系设计，行政诉讼乃是行政监督的构成部分。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行政法学对行政监督与行政诉讼关系的认识。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页。
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行政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司法审查的深度与广度的复杂性通过法系的分析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同是大陆法系，但在不同的国家，司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亦有较大差别。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之一，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大陆法系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可以去深究的，也许决定于一国的历史传统，也许决定于一国的法律文化，也许决定于一国司法审查制度设计时的偶然事件等等。
如有学者认为，建立和发展行政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诸多经典作家关于公民对公务人员行使监督权的论断，可以说是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
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具有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及索赔权的规定，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参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
近年来，在有关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讨论中，诸多学者主张对行政合理性进行审查应作为该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由在于合法性审查仅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方面，合理性审查则是司法审查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只承认一个方面就是片面的司法审查制度。换言之，要建立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就必须赋予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权力。
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109页。
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页。
“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空白地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谓‘空白地带’是指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但行政管理必须予以处理的那些特殊事态。在此情形下，执法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标准，对案件予以处理，在选择时既要考虑法律原则，又要考虑合情合理。此一范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基本上被忽视了。第二种情况是‘幅度范围内’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有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原则要求选择必须适度，即不能使自己选择的标准与行为性质应该承受的结果不一致。”参见关保英编：《行政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如近一段时间来行政实务部门和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即“钓鱼执法”，就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为了取证方便或者为了完成某一执法行为而采用为行政相对人下诱饵的方法使其实施违法行为进而予以处理的行政执法行为。称“钓鱼执法”乃是人们对行政主体一些不当执法行为的形象比喻，它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专门用语，这与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不当执法有很大区别。其实，钓鱼执法所描述的此类执法以钓鱼作比喻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钓鱼的概念中有愿者上钩的涵义，而钓鱼执法中行政主体的整个行为过程是以设置陷阱为根本的。这说明我国行政权行使中的非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前注，莫里斯•迪韦尔热书，第174页。
M•P•赛夫：《德国行政法》，周伟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前注，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书，第158-159页。
如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审查作为合法性审查的发展和补充对行政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行政法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被大多数法治国家所接受和运用。在讲求法治的今天，我国现行司法审查制度无疑是轻视或忽略了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地位和作用，与现代法治精神是不符的。如果否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必然意味着将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局限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也就不可能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为了使法院能够较好地对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法做出判断，我国应该在行政诉讼制度中设置“合理性原则”，使之与行政主体的判断相适应。参见张力刚：《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备议》，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3期；蔡伟：《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审视 —兼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载《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杨建顺撰：《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
如《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上海市政府2010年1月11日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第6条规定：“（制定主体）下列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一）市、区（县）和镇（乡）人民政府；（二）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三）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行政管理的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