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念性障碍不仅揭示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间的不协调，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民众意识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相抵触。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尊重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权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前提时，当人们还没有理解认真地对待别人的权利才能够真正地善待自己的权利时，当人们希望通过牺牲别人的安全和自由以换取自身的安全，甚至以复仇的心态对待尚未被定罪的人时，这个社会离现代法治仍然十分遥远。即使立法上把取保候审变革为权利，也必然如同其他的法定权利一样难以实现。
三、扩大适用取保候审的制度性困难
刑事非羁押措施总是在一定的司法制度下实施的。保释是在国际人权保护呼声高涨的情形下为多数司法制度所借鉴或继受，并形成一些共同的制度性特征。第一，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基本制度。未决羁押应当接受独立的司法审查。被检控者有获得保释的权利，除非有法定的羁押理由，否则都应当被释放，或附加条件地释放。基本程序是：警察、检察官实施逮捕之后，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嫌疑人提交给司法官员；公开聆讯以听取控辩双方或有关人员(如保释监督官等)的意见，就羁押的理由和必要性进行审查，就是否羁押以及羁押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裁决。第二，经过司法审查获得保释的比例在欧美很高。美国学者魏恩·托马斯对20个城市所作的调查显示，从1962年到1971年期间，重罪嫌疑人被保释的比例在48％到67％之间；而轻罪被保释者在60％至72％之间。到1971年，大约一半的美国城市在审前释放了70％的被告人。另外8个城市在1976到1978年间，审前保释率都超过72％。而整体的审前释放率平均超过80％，有的城市甚至高达92％[5]158。在英国，保释的适用率达到90％以上[11]。第三，设有专门的保释服务机构或监督机构，以在保释前为聆讯提供评估资料和依据，在保释后对被保释人进行教育、监督。例如，纽约保释服务机构(Criminal Justice Agency)，纽黑文市的保释和假释教育服务机构(Project MORE)，英国的保释情报组织(Bail Information Schemes)等。他们属于非政府组织，是司法支持机构，协助司法机关开展与保释相关的司法性服务工作。第四，欧美各国的逮捕与羁押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逮捕是以强制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而羁押是指剥夺自由这一状态。逮捕一般只会带来较短时间的人身羁押。通常为24小时或48小时。逮捕的短暂拘禁结束后，必须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决定或保释或羁押。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欧美不尽相同。曾经影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国度已经修法，在相当程度上向英美法或国际公约靠拢[12]。{4}虽然1996年我国修改《刑诉法》时吸纳了一些英美法因素，但这个制度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因此，现行司法制度与扩大适用取保候审并不兼容。
第一，我国仍然实行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似的追诉程序，审判机关尚不能对追诉权，特别是侦查权进行有效制约。拘留和逮捕的权力主要由侦查和检察机关行使。拘留由侦查机关决定并执行，除了检察机关形式上的监督外，并没有法定的有效制约机制。逮捕的批准或决定程序比拘留程序严格，但在我国，绝大多数的逮捕是由负责追诉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的。被拘留或逮捕的人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分别由公安或检察机关在单方、秘密的情况下审查批准。与保释的司法审查模式不同，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审批制。一方面，法律未赋予被追诉人在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决定时在场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天然带有追诉倾向，这种倾向难以保证其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做出逮捕决定。与此同时，无论对于侦查机关的拘留决定还是对于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延长逮捕羁押的决定，被羁押人仅能向做出决定的警检机构提出撤销、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这就使公民人身自由的救济局限于行政途径，而没有司法救济途径。由于侦检机关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联合起来，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付弱小的受刑事被追诉者，从而造成未决羁押几乎完全依附于刑事追诉活动，其适用也完全操纵在警察、检察官手中。在逮捕后羁押期限的延长和羁押状态的延续，也采取了公安机关申请——检察机关审批的行政审查方式。甚至就连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在期限的延长上也没有独立的实体控制标准和司法审查机制[13]。对此，有学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行使羁押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院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有学者提出增设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这些建议见仁见智，但缺乏对审前羁押进行公开独立的司法审查显然是扩大适用取保候审的制度性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