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改革开放为龙头做“实”服务业。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在内的服务经济，最大的软肋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顺周期”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在打造总部经济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所需要的产业辐射体系和制度优化机制，而过度地去发展楼宇经济和会展中心都有可能把总部经济建设变成楼宇建设或高级假日酒店服务。而且，这种没有生产力的负债建设都会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伤害。
第三，力争全国上下“一盘棋”，从而避免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全国上下都要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产业的发展战略，不要一窝蜂地都去搞同样的政府提出的新型战略产业，而应该努力克服地方主义的封闭思想，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来充分打造总部经济与制造基地之间功能互补的良性循环机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中国已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对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上海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有了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约束，配合上述的“制度红利”创造，中国还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另外，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转型，还必须强化对外开放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措施，充分利用国际大舞台，把世界一流的人才、技术和研发能力大力度地“请进来”。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
总之，大城市目前正在推动的“总部经济”建设，能否在当今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经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高端服务业，这一切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我们产业开放的深度，产权意识明晰的机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制度红利”以及公平竞争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
【作者简介】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