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如前所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01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八章的规定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立法规定，固守“环境污染责任”的传统规定，在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在第66条中规定只有在“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污染者”才“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沿袭，虽然该条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有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由于针对“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引起的司法实践的困惑，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早在1991年已通过发布《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进行了解决；[8]而（（侵权责任法》第“条的规定，也只是对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的照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规定的缺陷。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欠缺科学性。我们知道，因人为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于影响人类的生产或生活，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现象被称为环境问题，其通常可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因自然界自身变化而引起的、人类不能预见或避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因此，对这类环境问题，人类只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或避免其危害后果的发生。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环境问题，是因人类自身的人为活动所引起的地球局部或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9]这样，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调整，不仅能够避免、减少该类环境问题的发生，而且还能对已产生的有关环境问题进行抑制、治理，从而使已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得以再生。从民事侵权法的角度而言，环境侵权行为，正是引起第二环境问题，并致使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乃至环境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