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对于既作为法学院的管理者，也作为一名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或许从他在《走》一书中的几篇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第一个层面，法学学术必须创新。但要做到学术创新，则至少做到第二个层面，即：
展开真正的学术批评，也要尊重、传承学术前辈，更要超越学术前辈（p122-128），以实现法学的发展（p173-175）。同时，在学术批评与学术过程中，学者不能将一些问题、特别是学术性问题泛道德化、泛政治化，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珍爱自己的、大家的学术事业（p129-132）。而上述仅仅是一些“指导性”意见，还需要扎根到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当下的法治实践提供解释（P133-140）；因为法律是世俗的、也是地方性的，很难超出国家范围，但法学在提供解释时不仅仅需要观察，还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即使失败，也正如作者所说，“我情愿做一块被废弃的石头，以个人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21]”（141-144）。在进入中国法治建设实践，除了真正参与（如立法）之外，参加法律援助（p151-153）和与律师事务所、律师们（p176-193）的交流和互动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式。
但是，仅仅局限于法学领域肯定无法创新，必须扩展法学的视野，将其他学科纳入思考。因此，在《走》中我们看到了最需要想象力的学科，即艺术学科，当法学与艺术相结合时，当法学能够向学习艺术的想象力时，法学也就变成了“……多汁的人生”（157-162）[22]；当然在《走》一书中，还有其他经济学学科，因为法学不仅仅需要想象力、创造力（这些可能还没有充分成熟），更需要有成熟的理论、经验事实支撑，而这一点经济学能够提供（p145-150）；虽然苏力在该书并没有提及更多的学科，但扩展法学视野肯定不限于这两个视角，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法学的滋润，就是他自己在思考法学时也不仅仅用这两个学科的知识[23]。
通过这个层面，方能抵达第三个层面，即“凝聚法治共识”（p154-156），而且特别应该在热点，关注热点（p169-172）中凝聚一种关于法治的共识；只有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更顺畅地推进、解释中国法治实践，而且在形成了的关于中国法治共识的理论、知识之时，在与西方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才可能有更多的知识互惠，而不是知识征服（p163-168）的现象，因为依据福柯的观点，知识本来就是网络化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能够达到控制和规训的目的[24]。
第三道风景，法学教育。在社会分工非常细密的今天，作为学术人几乎都经历了法学院教育，都曾经是法科学生；因此，法学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法学学术的准入水平[25]。进而言之，前述法学院中的前述两道风景的情况最终要求我们关注法学教育，这对于处在北大法学院院长的苏力来说，肯定不可能保持沉默[26]，在《走》一书中：
其一，法学教育本身。
苏力描绘了中国法学教育的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培养合格的法律人，一是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学术知识上的正当性（p194-201）；而这两个任务是否实现，或许可以通过法学院提供的产品观察，即通过培养的法律人、政治家和法律文化——用原文表达，即“为国家提供法律制度和思想，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起长久作用，并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的一部分[27]”（p202-205）——三个具体产品观察；而且这些产品不能是只在法学学历表现而已，还应该以这些（职业者）人具备一定的能力，具备“学习、增长自己理解、分析和行动的能力[28]”（p214-216）表现。还有需要注意的里一个问题，即它与通识教育关系，但必须注意这种通识教育也应该是以培养能力为中心的通识教育（即以培养观察、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而非培养“小资”意义上的“博雅教育”（p209-213）。
其二，与法学教育相关的行政管理。
或许，法学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一个问题，还有（法学）教育中的行政管理问题，即法学院的行政者对教学的支撑功能，没有后者的支持前者，要得到很好的运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学者冯象引用一位老人的话，“……‘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对。教学、科研哪儿不要高效的行政服务？[29]”。苏力在《法学院的管理》中就提及必须将科研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专业化，不仅仅提高前者地位，还要提高行政人员的的地位和尊严（因为他们是为大家服务的）[30]（206-208）；然而，改革行政管理（特别是其中的深层问题）总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利益的摩擦，但如果能够限制在如何推动法学院发展的框架内就属于正常现象（p219-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