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抗制对英美证据制度的影响
1 、在对抗制影响下所形成的证明模式
英美证据法除对其本国的实际操作者外，对其他任何法系都有一种陌生感。在该证据制度中，调查事实的既定方式与司法外的日常方法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具有对证据收集的主导权。这就是所谓当事人控制原则，也是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必然体现。
对抗制所形成的司法调查模式与司法外的调查模式是有区别的。在分析这种区别以前，首先应指出，在对证据的有效性进行推理的领域，英美证据法并无太多的特别之处。其特别之处在于：法庭审理中事实认定者的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参与者所使用的将证据信息输送给事实认定者的方式。前者表现为事实认定者的消极性特征，后者表现为程序参与者的主导性特征。事实认定者的消极性特征与程序参与者的主导性特征两项结合，便是英美证据法的对抗制特征。
事实认定者消极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事实认定者虽然作为最终决定的制作者，但是，他们制作决定所仰赖的证据信息却完全被动地来源于当事人所选择的证据和证人。在为制作裁判所需要的证据信息方面，事实认定者完全处在无能为力状态。其二，事实认定者在庭审前对案件事实毫无所知，具有“无知之幕”的特征。他们的认知需求是非常强力的，但却自缚手脚，抑制自己的认知欲望。这一点，也是违背常理的。其三，根据对抗制的原理，他们必须决定何方当事人形成了一个更好的案情。如果他们调查收集证据信息，必然带有倾向于一方当事人的偏颇性。法官尽管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但其过分积极的介入当事人一边，常常会遭到另一方当事人的抗议，理由是，法官这样做，实际上便向陪审团显示出了自己对于证人可信性的观点。所以，法官通常不依职权收集证据，也不依职权询问证人，也不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评论性意见。陪审团也是如此，他们也不向证人提问。事实认定者这种消极性特征，与大陆法国家的事实调查模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调查模式皆有区别。在大陆法国家，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外行法官，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都可以参加到证明活动中去。他们之所以可以自由地从事证明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负有作出正确决定、发现客观真实的诉讼责任。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律意识中，深深地根植着一种观念，即，裁判者应当接受判决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应当在考虑其他人提供的信息之基础上予以完成。即使在诸如意大利这样的采用英美模式改进其证据制度的国家，也坚持认为，法官应当保留证明的主动权以及询问证人的权利。
当事人主导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事人主导性特征源起于英美国家将案件事实一分为二的案情概念。从诉讼一开始，双方当事人即分别主张各自的事实，从而形成各自的案情。这一点就非同寻常。当事人决定何种事实作为诉因事实提出来，并以之为证明对象。这一点很少被学术界论及，这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更不是因为它不符合事实，而是因为它往往被默认为诉讼制度的前提。对抗制中其它的含义将它给淹没了。其二，为了使各自的案情获得法院认可，当事人必须积极提供证据从事证明活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为其主导性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其三，对证人的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使案件事实的信息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交叉询问的范围受直接询问的范围制约。其四，证人作证的过程经常被一些技巧性的异议打断。其五，在终结辩论中，律师必须将整个案件事实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这样，到最后呈现于法庭的，乃是两组截然不同的案件事实；这两组案件事实如同黑夜中行驶着的汽车，散发出的两柱光亮。法官需要判断的，是这两柱光亮哪一柱更亮。这与大陆法国家完全不同：其一，在大陆法国家，案件事实是单一型的，不分为原告方案情和被告方案情。其二，案件事实的调查由法官主持。其三，证人作证采用叙述性方式，对证人的询问在证人叙述之后进行。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只有在法官询问完毕之后，才能进行。其四，大陆法国家所采用的调查事实的模式，所针对的是一种更加笼统的案件事实之光，因而使之与司法外的事实调查模式相接近。在这样一种模式中，证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叙述他的所知所闻，并且对案件事实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解释，与之相比较，英美法系的证人则似乎被交织于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囚笼之中。大陆法国家的证词的自然联贯性获得了保全。一个证词的自由叙述环境，是与证据异议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国家，证据异议制度一般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即使遇到非法证据，当事人一般也是在该证据完全被提供之后提出异议，这种异议对法官的影响力显然便弱了许多。在英美国家，一个有价值的证据极有可能因其提供方式之不妥而受到排除，而这一点，在大陆法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