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记住撒耶主要是因为他的专著《导论》，但是，他在教学上的影响如果不说大于他的专著，至少也等于他的专著。他的学术生涯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繁荣是呈同步状态的。那时候的哈佛法学院是不仅是蓝代尔法律教育制度的发萌地，而且还产生了诸如霍姆斯、蓝代尔、爱姆斯、格雷、威尔斯顿以及撒耶本人这些大学者。后一代的主要证据法学者，其中有三个是撒耶的学生，他们是坎布利尼(Charles Chamberlanyne)、马科尔维(John McKelvey)和威格摩尔(Henry Wigmore)。其他的几位证据法学者，如摩根、马嘎尔(John Maguire)以及查哈菲(Zechariah Chafee)等，虽然失之交臂而未能直接受教于撒耶，但却也生活在其影响的阴影下。虽然格雷(John Chipman Gray)使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对撒耶的理论稍作了修正，但是，他在撒耶去世后却始终不愿意接受证据法学的教席。撒耶获得持续性影响的主要媒介，或许是他于1892年首次出版的《普通法证据的案例选》一书。该书在他去世前的1900年加以修正。自此，该书便成为美国法学院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主要案例书。1925年，马嘎尔同撒耶的家属合作出版了该书的修正版。然后到1934年，在摩根的指导下，并经撒耶亲属的许可，该书在许多方面均转而变为了一本新书。摩根和马嘎尔的《证据法案例》一书持续出版到1965年。在1965年，该书为基金出版社的案例书《证据法的案例与资料》所承继。该书于1973年的最新版是以马嘎尔、威斯泰因(Weinstein)、凯德保尔(Chadbourn)和曼斯菲尔德的名义出现的。该书明确宣称它的足迹可以直接回溯到撒耶的案例书。目前美国法学院所使用的案例书中，这仍是其重要的一本。
撒耶从来没有真正花时间和精力阐释过他所提出的单一证据原则的体系。究竟是因为他过于讲究完美，还是因为他在气质上本身就不适合从事此任，抑或因为他的去世使他没来得及完成这个任务，这都是很难说的。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三个学生威格摩尔、坎布利尼和马科尔维去继续搜寻一条“更加优美之路”了。撒耶鼓动他们以极不相同的方法去从事该项任务。
马科尔维出了一本成功的并富有挑战性的黑体字证据法学课本。该课本被广泛使用为撒耶案例书的伴读物。但是这本书无论对证据法的发展还是对法学的发展，都没有产生可视性的影响。
坎布利尼是一个有趣的、被人们评价不高的人物，他致力于根据“管理原则”建构一个新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经审视的结果，却是边沁那个自相矛盾的论点。他认为，在与证据相联系的问题上，章鱼的胡须必须要被割掉；这就是必须要用刚性规则来调整司法管理的理论。坎布利尼在1911年到1916年期间出版了他的五卷本著作《现代证据法专论》。这本书在规模和观念上均可与威格摩尔的《专论》相媲美。但是它明显地被其他的学者忽略了。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它被威格摩尔那伟大的著作所掩盖住了，部分是因为该书的最后两卷编辑得极糟，而且是在坎布利尼去世后出版的。或许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坎布利尼在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实务性专论的封皮上，发表了有点极端的容易招惹争论的观点。它的失败在知识发展史上是一个小小的悲剧。
（十二）、威格摩尔
撒耶未能完成他那极有希望的专著，以及严肃竞争者的缺乏，为威格摩尔（１８６３－１９４３）提供了机会。他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赢得了比他的老师更多的称赞，并且笼罩了其他证据法学者达五十年左右。当然把威格摩尔仅仅描述为撒耶的门徒，是非常容易引起误导的。威格摩尔明确采取撒耶关于证据法的一般理论，并且侧重于他的历史研究。他们两个人都属于证据法学发展的核心传统部分，并有着绝大多数的基本观点，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这儿结束了。撒耶是一个精细入微的思想家；他的长处在深入分析一些精尖端的焦点问题；他曾经有过相当短暂从事律师工作的经验。威格摩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成体系；他有着广泛的兴趣；他对其它学科和其它国家的知识也贪婪地吸取；他是一个有着极大的综合和简化能力的学者，他工作起来富有效率并且善于安排。他们师徒二人对证据法学理论的贡献也相应地是不同的。撒耶为证据“法律”提供了一个占据优势的理论基础；威格摩尔则将撒耶的理论采纳来，作为其宽泛得多的跨学科的证据和证明“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威格摩尔的成就在质量上和性质上是一言难尽的，但是这里可以注意一下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负作用。美国下一代的证据法学家，甚至包括一些极有才能的人，如摩根、查哈菲、麦考密克（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不得不在他们老师的影子下工作。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试图写一本系统性的专著，这就是麦考密克。但是他的目标不高，路径也相当狭窄。无论威格摩尔的支配力是不是基本甚至唯一的原因，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乃是证据法学发展相对贫乏的一个时期，尽管在特定的题目上有一些精彩的和成熟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形成一个一般的理论或者写一本系统化的专著来取代威格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