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官方编撰的还有，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集、联邦劳动法院裁判集、联邦行政法院裁判集等等。
除了官方的裁判编撰集，还有非官方的裁判载录，比如新法学周刊(NJW)中，就有很多裁判及其评注。如果仅仅是判例，就标注法院名称，然后是刊物名称，然后是年份、页码。另外，比较有名的裁判编撰的杂志还有：《法学者报》、《德国法月刊》、《经济法杂志》等等。
判例编撰工作，决非易事，不仅要对案例的内容进行评价，而且还要按照特定的法律问题领域进行归类。在所编撰的判例前面，往往用一句话总结案件主旨，并指出相关法条，在案件事实与判决理由后，还常常会有一些名家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评论的话，那么在引用时，就要首先标注作者名。
有些判例是没有被公布的，但也可以成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此时，引注法院的编号即可。
对判例的追踪，不仅可以逐卷查阅BGHZ等刊物，而且可以查阅民法典评注以及新版教科书，这些书对最新的判例发展，一定有详细描述，比较庞大而系统的评注有《慕尼黑民法典评注》以及《施陶丁格的民法典评注》。比较简练的学生版是尧尔尼希的《民法典》。另外，在Beck-online，http：//www.bundesgerichtshof.de等网站上
可以查到近期的判例，但这些并没有被专业整理过。当然，如果要查阅所有的判例，就要购买软件系统了，比如Juris系统。
判例及其编撰的意义
判例的意义主要在于渐进地、稳妥地、有理由地、有说服力地演进法律，法院在适用法律判案时，有时会顺应社会的变迁，会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一些问题作出偏离现行法的裁判，但一个法官的意见或者一个法官群体(比如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意见)，是不能直接成为有相当于法律效力的规则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并为法官共同体所讨论、承认，才有可能成为持续性判例以及确定性判例，成为所谓的“习惯法”或“法官法”，在时机成熟时，转变为法律规则，缔约过失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如此。
我国的法院裁判也被公布在诸如《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刊物上，但并没有所谓的持续性的判例及确定性的判例。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解释的存在，使得许多规则通过准“立法”的方式，得以直接确立，而且，许多司法解释规则就是来源于一两个案例，就案例本身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对法院既有判例以及法官观点的长期观察来解决的。这样的规则很容易与其他法律规则构成冲突，很容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