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联合行为纠纷，法官的介入也应该有一定的节制。如，特许经营属于特许人和加盟者之间的合同，司法应该尊重双方之间的约定，维持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在实践中，法院经常会借用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里规定的“两店一年”[3]、信息披露和备案制度的要求干涉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甚至判定合同无效。岂不知上述规范纯属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因此，即使未具备上述条件的特许商与加盟商之间的合同，法院也不得直接认定为无效。
结语
商事行为是市场交易的法律表现，按照交易双方之间竞争和合作的不同表现，可以将商事行为分为契约行为、联合行为和组织合约。契约行为关注个体利益；联合行为体现依赖利益；组织合约则维护团体利益。基于目地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不同商事行为应该在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方面进行不同的处理。商事契约应该有所区分，有些可以与民事契约共同规定，但应该加上但书以表明其特殊性，有些应该以单行法来加以表现，尤其要重视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并将其与传统商事契约制度整合，抽象出统一的法理。组织法应该对组织合约的特殊性有所规定，以免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立法上如何协调是一回事，而司法上如何适用则是另一回事。法官和律师在面对商事行为纠纷时，应该有一种大视野：首先，能够具有一种商事思维，并能够深切体会商事契约行为、商事组织合约和商事联合行为各自的价值观和制度特性，对于因不同类型行为所引发的案件有区别化认识；其次，应该熟悉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在这些商事行为规范中熟练穿梭和游走，这样，才能够在商事纠纷中进行合理风险配置和利益分配。
【作者简介】
王延川，单位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注释】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性质，德国学界有买卖契约说、租赁契约说、消费借贷或信用契约说、委任契约说及同时兼具物之使用与融资目的的非典型契约。其中买卖契约说可分为物的使用权买卖说和附条件的买卖说，租赁契约说又可分为典型的租赁契约说以及特别型态的租赁契约说。这说明，融资租赁合同具有不同于传统民事合同的特质，但大陆法系讲究制度体系的严密性以及法典的无限包容性，尽力要将其纳入到传统民事法律体系之中，这种做法是否必要和周延值得质疑。
当然，这种做法也和我国国情有关。与国际惯例不同的是，我国特许经营中的加盟者多为个体工商户，因此，法院总是先将加盟者视为弱者，在观念上认为应该倾斜保护加盟者的利益，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特许经营合同的一个观念就是“保护弱者原则”。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
7条第2款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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