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人权、民主标准能否成为国际干预的理由
1.民主干预的非法性。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失败。归纳起来，发展中国家在其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正陷入内外两个困境：一是树立和维护内部主权权威的困境；二是维护其外部主权独立和不受外来干涉的困境。[13]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国内内乱不断频现，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不断发生，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上的这些失败归结于没有实施西方民主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实施民主制度的国家是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于今年4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以武力推翻卡扎菲”，但如果卡扎菲不下台，“利比亚的未来不可想象”。法国国防部长隆盖15日也承认，迫使卡扎菲下台超越安理会授权。三个主要国家商议同一件事时，重要之处在于，联合国或安理会有朝一日会通过一项新决议。[14]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表态表明，西方国家强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偏执狂。这就涉及一个尖锐的问题，即通过国际干预的方式在他国强制推行所谓西方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国际法？
事实上，现有国际法并不认可这种民主干涉论，因为它将极大地挑战现有国际法律秩序，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诸多决议都反复强调，任何国家都有权和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权干预，现有国际法更反对任何国家或组织通过国际干预的手段来强制推翻或改变他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如联大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就明确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组织、协助、制造、资助、煽动或纵容意在以暴力手段推翻另一国家政权之颠覆、恐怖或武装活动，或干涉另一国家之内乱。”另外，国际法院在1986年尼加拉瓜案中就明确反对这种民主干预论。2011年2月和4月，法国和意大利相继承认由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双边关系中唯一合法的对话者，2011年3月30日，奥巴马称美国可能向反政府军提供武器，还有联军这次针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所有这些行动表明西方国家实际已经非法干预到了利比亚内战当中，而且也超越了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设立禁飞区采取行动的范围，因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非该决议的初衷，也有违国际法。
2.民主干预的无效性。确实，民主化一直以来是中东、北非地区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政治和社会课题。在当代非洲，一个普遍存在的发展难题，是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进程上看，两者的进程与要求有诸多矛盾与冲突。总体上说，由于这些非洲国家多是新建立的，独立之初的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建设和国家统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培育，国家的发展任务似乎超越了公民社会与个人权益的成长需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前殖民地时代多还处在前民族国家的传统部落与村社阶段，社会组织相对分散、分割与封闭，国家政权组织或政府组织或者规模很小，或者几乎不存在。[15]因此，民主的生成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任何外部的拔苗助长式的国际干预都是徒劳的，而且将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从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来看，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关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很难走上民主化道路的认识，即所谓“中东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16]。“中东例外论”从本质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偏见，他们不是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去分析民主化迟缓的原因，而是强调伊斯兰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异质性，认定只有西方文化才能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把西方历史发展中孕育的西方民主视为惟一的和绝对的，否认民主形式的多样性。这是“中东例外论”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17]因此，“中东例外论”恰恰从一个反面回答了西方民主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通过国际干预方式强制性地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民主模式很难获得成功。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下，发生在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国家民主化重建的失败已然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干预只会带来当地国家局势的混乱和恶化，既不道德，也不人道，还没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教授指出的，“在埃及和突尼斯以及遍及北非和中东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其实是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制定的更为宏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宏大战略的制定已历时十多年，必须引起世人的警觉。美国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实施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借助其他借口进行军事方面的干涉，最终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然而，最合适的是当地人在自己的国家发起变革运动，推行民主化”。[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