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兼爱”思想同样具有浓郁的道德伦理色彩，它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即所谓“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兼爱下》)；“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爱人者此为博焉”(《天志下》)，“天下之人皆相爱”(《兼爱中》)。而“兼相爱”的实质是“交相利”，“兼而爱之”就是“兼而利之”(《法仪》)。所以，墨子常常把“爱”与“利”、“相爱”和“相利”、“爱人”和“利人”相提并论，如“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此自爱人利人生”(《兼爱下》)，“利爱生于虑”(《大取》)，“爱利天下”(《尚同下》)等等。这样，相爱就是相利，“爱”中有“利”，“利”中有“爱”，“爱”和“利”紧密联结、融为一体，从而使其道德主张获得了“利益”的支撑。“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基础在于“天志”和对人性的判断。墨子认定天公正而普遍地兼爱天下，“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行广而无私”(《法仪》)。而作为天之臣民，人也应该秉持天性、顺乎天意，普遍而无差等地兼爱天下之人，即“厚人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同时，“兼爱”是建立在人的“互报”的本性之上的，“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兼爱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兼爱中》)并认为“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上》)；“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兼爱下》)。因此，只要普天之下“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人伦和谐上升为“至治之世”、道德自省扩展至政治领域，便是对“仁政”、“德政”的向往和推崇。“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其基本精神就是“爱人”，即对人要有爱心，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相趋、相合，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及政治立场上便是实行“德政”、“仁政”。“为政以德”是孔子基本的治国思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从“仁学”思想出发，孟子把德政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学说，极力主张以仁治天下、以德服人的“王道”，认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仁”，即“不忍人之心”，仁政就是君主以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施行仁政自然要求顺从民意，令顺民心，奉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制民之产”，“薄其税敛”；省刑节兵，“不嗜杀人”；以及尚贤任能，“贵德尊士”等等。孟子的仁政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老子政治哲学的精髓是“无为而治”，即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道德经》中多处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圣人之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十五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七十五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当然，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告诫统治者不要胡作妄为、“逆天”而行，不要发动战争、扰乱天下，不要让百姓负担沉重的劳役和贡赋。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因此，只有通过无为、无欲、无事，“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才能引导人民回归自然，才能使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进而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境界。
“德政”、“仁政”和“无为而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传统社会基本的政治信条。然而，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主张，都在很大程度上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了为政者个人品质的高尚和道德教化的成功之上，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逻辑和力量来造就出“圣君明主”或“无为”之君。这与西方文化更为关注民主制、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等政治模式的理论思考及其制度建构大异其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并未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成为社会常态，实行仁政的明主和以德取天下的圣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廖若晨星，美妙的和谐话语并不能改变底层民众悲惨无助的命运，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只不过是皇权专制和残酷奴役的注脚。和谐，是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沉重的话题。
五、当代和谐命题的历史超越及其宪政意义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宪政是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政治法律现象，它所涵摄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浸满了人类历史传统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人文精神。当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追求的宪政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相碰撞的时候，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更为艰难。如何消解传统文化中那些和宪政文明及现代和谐理念难以相容的东西，并对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作解构性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宪政建设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