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利益调谐的宪政机制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宪政主义的和谐观认为，在谋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通过回避“矛盾”或压制“冲突”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宽容共存；在矛盾中求协调、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共存，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利益格局和价值法则，也是宪政的重要功能和目标。在实现社会和谐方面，与前立宪主义时代不同，宪政不是靠压制不同的利益诉求来谋求多元利益通向一致，而是通过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与衡量机制，并合理排列各种价值秩序，以保证各利益主体都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治运作与利益选择过程之中，从而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提供一个宽容、妥协与合作的常规机制和稳定的规则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可靠的体制性资源与保障。
在宪政框架内，不同的利益主体均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自由、安全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愿望，一切利益都应当受到平等尊重和对待，各种利益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协调和宽容共存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周期性、多层次的竞争性选举为各种政治资源和不同利益的分化、组合、谈判提供了常规性的制度平台；代议机关的日常立法活动，使得各种利益之间的谈判与妥协成为一种经常、普遍而现实的政治过程；司法机关的公正与中立，为化解矛盾、消弭冲突，提供了法治化、程序性的利益冲突和纠纷解决机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精巧复杂、独具匠心的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分散与多元，并在国家与社会以及政治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从而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可能同时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并绝对地扩张自己的利益。同时，分散、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权力秩序，不仅发挥着限制权力和平衡权力的作用，更使人们的自由获得了坚实的保障，因为，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并有利于建立起公平的利益衡量机制以增强社会的包容性与和谐度。
和谐淳朴的人伦关系、和美安详的世风民俗，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对治乱之道的探求，更“是先秦诸子殊途同归之所在，也是孔孟之后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政客议论最多，用心最切的根本问题”[18]。然而，对于达致这一梦境的路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是寄希望于社会成员以及当政者个人的自身修省、品行操守、道德教化和道德自律上，而没有太多关注外在制度的安排与设计。
儒家崇尚“无讼”，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制度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人人融洽相处的理想社会。“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表达了孔子反对争讼的基本态度，争讼是礼崩乐坏的具体体现。朱熹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论语集注》)。因此，无讼是“本”，而听讼只能起到“塞其流”的末的作用，“正其本，清其源”才能达到无讼境界。相对于诉讼而言，儒家学说更强调道德教化在解决冲突与纠纷中的作用。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修身、反省、内求。修身内求的标准是“五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实践方法为“克己复礼”，即用礼来约束自己，奉礼守信，修身养性。同时，主张通过“德化”和“礼教”，使人们安分守己，和睦相处，不生争端；对于发生的纠纷也要尽量通过各自的忍让及协商加以解决，即“礼和”，从而消灭诉讼，取消刑杀，臻于“无讼”，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谐关系。
儒家的“无讼”思想是建立在“中庸之道”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虽然慎重刑罚、用中折狱的中庸思想体现着一定的“重民”色彩，但后世对“中”与“和”过分强调与曲解，往往使“无讼”思想变成为没有原则、不问是非的一味折衷、调和以及同乎流俗的盲目顺从，甚至成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政治工具。它反对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他人争讼，要求百姓成为集权统治下的顺民[19]。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任何实在的公开冲突，非至绝路，绝不兴讼告官。绝对的是非分明并非人们追求的目标，关系的和谐才重要，妥协是维系关系的手段[20]。由此使得乡土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诉讼”传统。“无讼”思想又受到了儒家义利观的支持，“舍生取义”，“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说教，要求人们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应当毫不犹豫地将义的价值置于一切欲望、财富乃至生命等个人私利之上。显然，这种“无讼”式的和谐，其实质是通过对抑制甚至泯灭人性而追求一种虚幻的道德境界。
老子哲学中的“不争”思想与儒家的“无讼”观念异曲同工。与“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的人生之德相联系的是“致柔守雌”的存养方法，即“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道德经·二十八章》)，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谦退不争的阴柔姿态，要养成不争之德，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尚贤、不武、不怒、知足、知止、无私、无欲[21]。并将“不争”上升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的高度。当然，老子的“不争”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消极退避，而是要追求一种“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的“善胜”之“争”、符合天道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