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放弃Wednesbury？
随着比例原则成功“入主”英伦，传统的Wednesbury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是放弃，还是保留？英国出现了两种观点，各有判例与学说的支持。[42]
一种观点是放弃，让比例原则继续拓展到人权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以外的领域，彻底取而代之。这可以看做是从人权和欧盟法而衍生来的“溢出效果”。
另一种观点是保留，只在欧盟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以外的领域适用。因为Wednesbury的耐用，给了它持久的品格。它和比例有着近似的效果，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不分厚薄，无需偏废。
从种种迹象上看，英国法院并不准备完全放弃传统的不合理标准。在Kay v. Lambeth London Borough Council (2006)和Doherty v.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2009)中，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同时认可了两种审查路径。一是人权法提供的审查路径，依赖比例原则。二是普通法上早已确立的“不合理”审查。[43]虽然没有彼此清晰可见的边际，却有着相对明确的领域，于是出现了“相对的Wednesbury”（relative Wednesbury），或者“强度可变的方法”（variable intensity approach）。具体而言：
（1）涉及人权的案件，偏向于“急切的审查”，要求符合比例，而对于非涉及人权的案件，还是传统的Wednesbury审查。
（2）同样，对于涉及政策的决定，也有一个审查的幅度。决定内容之政策性愈高，越倾向采用合理性审查；反之，政策性愈低，越可能采用比例审查。
比例原则的引入与胜出似乎已不可扭转。但是，要让古板的英国人服帖，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比例原则的结构与标准还远没有达到清晰的程度，它既没有向行政机关阐释清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也无法控制司法裁量。[44]但在我看来，这似乎只是一种托词。“不合理”标准也是不甚清晰的，几乎完全托赖法官的自我抑制。
八、结束语
从上述研究中，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因为英国人潜意识的抵触、刻意的做作，“不合理”伸缩得不很自然。但就德国人和欧共体的实践看，比例原则也会呈现出一个幅度。这似乎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诉讼原理，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实质性审查，不管采用哪一个标准，都要有一个伸缩幅度，该强则强，该弱则弱。
第二，不论是继续依托传统的“不合理”，拉张其伸缩幅度，还是维持当前格局，都清晰地说明了一点，比例原则和“不合理”之间没有根本冲突，它们只是对一个幅度上的强弱做出不同标识。只要英国法官愿意，或者换上一个德国的法官，凭借着“不合理”标准，他也完全可以走到比例原则那一端。
第三，比例和“不合理”有着各自的审查视角与技术。它们已成了历史遗产，抛弃谁，都甚为可惜。无论是把比例归入“不合理”，还是保留比例、废除“不合理”，其中一方的审查技术都会或多或少地流入对方。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都留下来，让法官根据个案去选择。
【作者简介】
余凌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韦德和福赛恩：《行政法》（H. W. R. Wade & C. F. Fro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52-353）。
科恩：《法律移植的编年史：英国对行政合理性与比例审查的演变》（Margit Cohn, “Legal Transplant Chronicles: The Evolution of Unreasonable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8（2010），p.604）。
史密斯：《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S.A. de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1959, p.217）。
同注2引文，第607页。
同注2引文，第607页。
利兰和安东尼：《行政法教科书》（Peter Leyland & Gordon Anthony, Textbook on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85-287）。
同注1引书，第358页。
莱斯特：《超越Wednesbury：行政法的实质性原则》（Anthony Lester, “Beyond Wednesbury: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Public Law,( 1987)，pp. 370-371）。
凯恩：《行政法导论》（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6, p.208）。
同注1引书，第354页。
希克曼：《合理性原则：公法维度的再评价》（T.R. Hickman，“The Reasonableness principle: Reassessing its Place in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 Law Journal，63（2004），p.177）。
同注11引文，第198页。
同注1引书，第362页。
同注6引书，第289页。
同注1引书，第363页。
同注2引文，第606页。
同注9引书，第210页。
同注1引书，第364页。
同注9引书，第209页。
同注2引文，第606页。
希克曼：《人权法之后的公法》（Tom Hickman, Public Law after the Human Rights Act, Hart Publishing, 2010, p.196）。
同注11引文，第170-171页。
同注1引书，第353页。
同注2引文，第605-606页。
同注2引文，第613页。
同注2引文，第616页。
同注6引书，第297，299页。
同注2引文，第622，625页。
同注8引文，第375页。
同注2引文，第618-619页。
同注2引文，第614页。
同注8引文，第368页。
同注8引文，第368页。
同注6引书，第298页。
同注2引文，第620页。
希克曼：《比例的实质与结构》（Tom Hickman, “The substance and structure of proportionality”, Public Law,(2008), p.696）。
同注2引文，第622页。
同注36引文，第701页。
同注36引文，第712-713页。
同注36引文，第709页。
里弗斯：《比例和可变的审查强度》（Julian Rivers, “Proportionality and Variable Intensity of Review”，Cambridge Law Journal，65(2006)，p.179，198）。
同注6引书，第308-309页。
同注2引文，第626页。
同注36引文，第7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