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差别说”
对于“不合理”，私法早有透彻研究。在侵权法上，疏忽大意就是指没有去做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境下会去做的事，或者做了一些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境下都不会去做的事。[11]它可以有多种形态，不仅指简单的粗心（simply careless），也指考虑冷静却不合理（coldly considered but unreasonable）。当然，对于这种合理性的判断，又因职业的技术性、结果的严重程度等等，在宽严程度的把握上是不同的。
有学者、法官认为，公法上对合理的判断与私法无异，反对行政上的合理概念与侵权法上的合理概念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离，相反，是把前者假设为与疏忽大意连续统一体的部分（part of a continuum with negligence）。[12]
然而，随着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差异逐渐被认识、被强调，我们很难想象，以分权和法治为基础的公法干预，其对合理的判断，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私法上对合理的判断，怎么可能毫无差别？至少干预的基点是不同的，前者的凭据是议会的立法和授权，后者却关注人的主观心态与注意义务。所以，在当今，尤其是Dorset Yacht案之后，上述观点就不入流了。
（2）公法的“越权说”
自从1970年的Home Office v. Dorset Yacht Co. Ltd.案，迪普洛克用公法上的越权观念替代了民法上的疏忽大意观念，作为检测合法性的标准，把合理的判断整个移转到公法的坐标之后，Wednesbury标准就有别于疏忽大意诉讼上适用的标准，合理性原则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越权无效，是英国现代行政法的平台。在迪普洛克看来，法官干预行政自由裁量的正当性也必须由此衍生。法官对合理的判断，绝对不应该是自己主观认识上的合理或者不合理，必须通过对授权法的政策和目标，以及授权性质、范围等的推敲、分析，看是否符合立法机关的授权意图。换句话说，在授权界限之内，行政机关享有真正的自由裁量（genuinely free discretion）。[13]
其实，这一路径最早可以追溯到Wednesbury。迪普洛克只是拾起了格林的思路，在Dorset Yacht案中再次重申，合理性审查应当奠定在行政法上的越权观念之上。Dorset Yacht案成为了一个“分水岭”。从此，“不合理”标准牢固地和越权无效彼此勾连，彼此互补，成为了公法上合理性原则的试金石。
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不合理”标准渗透着合法性评价。相关考虑和不适当目的既算是“不合法”（illegality），也算“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可以来回穿梭。狭义的“不合理”或者“非理性”其实就是实质违法，是越权的一种实质形态。它们一起构成了广义上的“不合理”。这种见解始于Westminster Bank Ltd v Beverley Borough Council案，与广义的公正趋， ， 同。
2、不断放低的门槛
英国公法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从分权主义出发，法院只能审查行政决定的法律错误问题（error of law），不能审查行政决定的优劣（merits）。而Wednesbury不合理最接近后者，对其内涵的梳理与划定也就变得异常敏感，需要加倍小心。
然而，格林、迪普洛克给出的不够精确的“不合理”公式，给人们留下了多义的解算。狭义上的“不合理”变成了一个可变标准，有着多种层次与程度，很难锁定或界定出客观标准。[14]正如黑尔什姆（Lord Hailsham）洞察到的，两个有理性的人面对同样一些事实，可能非常理性地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不失为合理。[15]
因此，从理论上讲，籍着“不合理”标准，法官只要愿意，就可以走得很远，反之，也完全可以驻足不前，用它作为不干预的借口。“不合理”标准的适用就呈现出了一个似乎不可预测的幅度。那么，怎么把握其中的尺度呢？
最初，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解释得相当严格。这是格林的初衷，也是一种抑制策略，不让法官干预的冲动过分溢出。从格林的评价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法官认识的，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不是普通老百姓（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的认识，不是常理下的一般感受。其次，只有当“不合理”达到了荒谬不经的程度，法官才会出手干预。也就是说，法院还是比较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判断，不轻易伸手。
这是因为，立法机关之所以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是要它根据立法目的、情势、政策和经验作出最恰当的选择，实现个案正义，更好地回应社会的需要。裁量的自治，承载着行政机关要向议会承担的一种政治责任。法院却不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它的手也就不能伸得太长，不能随意篡夺议会授权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不能取代行政机关去判断选择的优劣好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