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美国《破产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也改变了破产法本身的地位。1980年美国消费者破产人数是30万，这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并且是引发破产法改革的直接原因。但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50万，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8]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便组织成立了国家破产调查委员会（NBRC），该委员会于1996年提出了破产法修改草案，建议继续放宽消费者破产制度，未能得到国会两院的充分支持。后来与此类似的2002年破产法修正法案（Bankruptcy Reform Act）也未能获得通过。这些发展和自1994年以后日益保守的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密切相关。[9]可以说，在保守的意识形态日益增强，价值歧见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国围绕个人破产立法的讨论日益成为党派政治的焦点。[10]2005年4月，当时的布什总统签署了《反滥用破产和消费者保护法案》，[11]开始对消费者破产进行限制，重新强调道德的因素，限制债务免除和财产豁免。从统计上看，该修订案的作用相当明显。在2005年申请个人破产的数量尚有近204万，而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骤降为60万件左右，2007年为82万左右（2008和2009年因经济危机上升至107万和141万）。[12]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关注事前的监管机制，设立了专门的消费者信贷监管机构（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其对个人破产的影响，仍有待观察。[13]总之，美国个人破产制度两百余年来的更迭反复，折射出一个国家在个人破产制度选择上的复杂心理，也彰显了个人破产立法模式选择的多种可能性。
四、结语
就为数不多的现行法而言，2010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由于内容过于简化，在限制有隐匿财产但逃债的债务人过度消费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概括来看，这一规定赋予法院三方面的权力：其一，限制消费，强制地将债务人之生活水准降低到“必须”的程度；其二，信息公开，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和被执行人的情况可以向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也可以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其三，明确的行政和刑事处罚。对于确有隐匿财产者，这固然是有力的约束（假设债务人未逃匿），而对确无财产者，这些措施将给其贴上“逃债者”或者“失败者”（ loser）的羞辱标志（stig-ma），不但可能不问原因地使其尊严受损，也可能削弱其继续努力工作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