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上）

许德风

　　引言：破产与人格尊严

　　在信贷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借款人都是自然人，借款以消费为主要用途。对于消费信贷，人们长期持极谨慎的态度，发展出了从利息管制（usury control）、慈善和互助借贷（charitableand cooperative lending）乃至（新近的）信息公开（disclosure regulation）与独立机构参与监管（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supervision）等多样化的规制方法。[1]和这些事前性的制度相比，本文所讨论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性质上属事后性措施，关注自然人陷入破产境地后财产的处置及债权的实现等问题。

　　对个人陷入财务困境的处理，我国传统文化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即一方面强调“守信”或“一诺千金”，另一方面强调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按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即“复盘庚之政”，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出拘救罪，分财弃责（债），以振（赈）穷困”（吕氏春秋·慎大），其中的“弃责（债）”就是取消民间欠官府的债务。[2]到19世纪中期，根据《民国习惯调查报告录》的记载，有些地区存在“摊账”与“兴隆票”等做法，效果上与免除债务相当。[3]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古代对欠债不还的处理还是非常严苛的。财产责任常被人身责任替代，刑事手段常常被用来保障债权。秦朝时债务人欠公债不还应以劳役抵债。[4]唐代欠债不偿会被处以笞、杖等刑罚。[5]清朝时，官府对于破产的商民，可以拘禁，债务人家族须在两个月以内返还欠债，否则要被判处劳役。[6]近现代中国虽然历经数次重大社会变革，但“欠债还钱”甚至“父债子还”[7]的观念影响仍在。

　　在西方，18世纪以前，欠债不偿的法律后果亦极严重。[8]罗马共和国时期，欠债不偿不仅要背负不光彩的“骂名”（stigma），还要受人身罚，直至处死分尸。[9]直到公元前313年，Poetelia法才彻底废除了将债务人处死或卖为奴隶的做法，但债务囚禁与贬低债务人人格的做法仍予保留。这类规范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英国，1623年制定的法律还规定可割掉债务人一只耳朵，以示惩戒。[10]在1659年的案件中，法官还认为对债务人进行监禁是理所当然之事。[11]同样，在16、17世纪时的意大利帕多瓦（Padua），欠债不偿者要被脱光或几近赤裸地站在巨大的帕多瓦正义殿（Paduan Palace of Justice）中，以其臀撞“耻辱之石”（TheRock of Shame）三次，并向公众高呼“我宣告破产”。[12]

　　现代个人破产制度，可以说是自19世纪才开始慢慢形成。目前，在比较法上，允许个人破产意味着个人在陷入财务困难时除了免受人身处罚外，还享有两方面的权利：一是保护自己的某些财产不被债权人强制执行；二是破产免责，又称“重新开始”（fresh start），即通过破产程序免除旧债，使将来的收入和财产不再受债权人的追夺。

　　我国现行法上只有第一类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时应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第220条）。[13]对将来的收入，《民事诉讼法》奉行“继续执行”规则（第230条）：“法院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除此以外，最高法院2010年还颁布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规定法院可以“限制高消费令”的形式禁止被执行人从事“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第3条）。被执行人若有违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13条，则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等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第1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