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加快进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系统建设。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制订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以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二是要针对不同种类的金融衍生品分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化各类规范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三要改革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机构。目前，我国主要是由行政机关进行监管。这与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和多变是不相称的。有效的监管体系必然是多层次的，在加强对现行监管机构的规范的同时，我们应尽快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金融机构行业协会自律为辅，中介组织协助监管，社会舆论一般监督的立体监管格局。
四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制度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更何况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到国外金融市场竞争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双重境地，加强与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各大交易所等机构的国际合作，是我们增强竞争实力的必然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统一监管模式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高效风险管理工具的效率，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将此交易成本与因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失控可能导致的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损毁，以及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损失相比较，就会对统一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在金融衍生品被喻为"金融野兽"的今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应当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一监管模式应是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
席月民，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注释】See Global Derivatives Study Group， Derivatives: practices and Principles (Group of Thirty Report) (Group of Thirty， Washington DC， July 1993)， p.28.
从世界范围期货市场来看，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工业品期货品种外，20世纪70年代后外汇、利率、已及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创新相继问世，2002年新加坡期货交易所推出了计算机内存期货合约，2003年美国期货重镇芝加哥成立了ONECHICAGO交易所，专门经营单只股票期货，2003年10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宣布在2004年推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期货合约，可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从未间断。我国2003年期货市场在金融服务一体化的产品创新上也迈出了一大步，涌现了“期证通”、“银期通”等新的产品。
徐孟洲、葛敏，“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初探”，载于《成人高教学刊》，2003年第5期。
但是，从我国监管制度本身的变迁来看，往往经历的是一个从中央的不禁止或默许状态下，地方自主的发展和管理→中央逐步介入管理→中央集权管理和地方管理的竞争→中央和地方合作管理。这种中国特色的形成原因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期，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葛敏、席月民，“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载于《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宁敏著，《国际金融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研究》，第34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