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看到，WTO作为一个贸易自由化和效率最大化观念根深蒂固的贸易体制，其指导思想和相应规则、制度的“纠偏”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多边贸易谈判，不仅是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迄今为止该体制内“实力导向”色彩最浓的场合或环节。在整个多边贸易体制日益走向“规则导向”的今天，发达国家仍然凭借其实力对自身利益的界定把持着谈判进程和结果。从这一状况导致的后果来看，有关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都是在谈判回合中达成，谈判进程决定着规则本身是否公正。如果在多边谈判中达成的规则是不平衡、不公正的，那么规则的实施（无论是在WTO成员国内实施还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释和适用）难以带来公平结果。也就是说，谈判的“实力导向”会对结果的“规则导向”构成重大制约。多哈回合谈判在各主要议题上之所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在WTO体制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强大的成员）并没有认真履行其在2001年《多哈宣言》中作出的承诺，也没有在谈判中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以至于谈判的进展和目前可以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与以往谈判的根本区别。
无论如何，在发展方面积病多年的多边贸易体制，如今需要的是“刮骨疗伤”乃至“壮士断臂”的行动，根本纠正以往存在的不公正和成为真正的“平底船”。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多哈回合谈判在这方面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应当是多边贸易体制长期努力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仅仅在谈判中冠以“发展回合”名称，这本身远不足以赢得发展中国家信任和纠正其“发展赤字”。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通往和谐WTO的几点思考
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及其开启的国家间依循多边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的新里程，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国际贸易和促进各国市场以及生产要素的融合，大大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今，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这一多边贸易体制，正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提出的严峻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暴露，包括从迎接机遇、收益转向应对风险、代价，从“趋利”转向“避害”，从传统国际体制下的管理转向多种行为体和规范体系的治理，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多边贸易体制加以及时有效的适应。
从乌拉圭回合到西雅图部长会议，再到多哈回合的发起和谈判，无疑是多边贸易体制演进历程中一个深刻而艰难的转型期。乌拉圭回合谈判见证了关贸总协定的“涅磐”，在管辖范围、组织机构、法律体系、争端解决等方面经过重大改造和完善产生的WTO，雄心勃勃地要将贸易自由化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然而，西雅图部长会议失败的惨痛，无异于对这个新生组织的当头一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会场内的严重分歧和各种非政府团体在会场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多边贸易体制内累积的种种矛盾暴露无遗。多哈回合“发展议程”谈判的发起，是WTO各成员在全球经济衰退威胁下，面对“何去何从”问题作出的艰难选择。也是以发展问题为主轴，尝试重新调整航向的一次重大努力。但是，“发展回合”这一标签本身，远不是药到病除的灵方。迄今已历时近6年仍踟蹰不前的谈判进程，揭示了WTO体制要实现以公平为价值取向、以分配正义为目标的自我完善和提升，任务何等艰巨！
事实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多边贸易体制已经来到一个矛盾、争议多发的“雷区”，各种十分重要而复杂、敏感的事项已经或正在要求进入自由化议程，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些矛盾和争议虽然很多并不直接涉及发展问题，也不是现有多哈回合的谈判议题，但从WTO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和谐健康发展来看，却思考这一体制的未来时无可回避的问题。
（一）贸易自由化议程的“边界”和事项界定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影响货物和服务流通的主要障碍被认为是国内规章措施、商业做法、竞争政策等通常与贸易管制并无直接关联的方面。实践证明，这些“与贸易有关事项”极为复杂和具有很大争议性。这些谈判中所针对的政策和做法通常远不如传统边境壁垒透明，有时还有深刻的国家历史、文化、政府与商界关系和机构等方面的根源。除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纳入的“新议题”外，目前被提出的这类议题以劳工、人权、环境保护等为典型，加大了各国政府以及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没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引入极具争议性的有关新议题，可能由于因此产生的分歧而对整个贸易自由化和WTO体制造成严重损害。例如，在西雅图部长会议前后，美国政府对劳工议题的极力推动，恶化了其他许多重要议题（包括对美国重要的议题）的谈判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