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乌拉圭回合具有浓厚的效率观念指导下的自由化色彩，多哈谈判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以公平价值对乌拉圭回合效率最大化理念的限制和纠正，这无疑是国际贸易体制一次更深层次和意义重大的自我提升，并将对未来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原定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的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底以来一直进展不大，结束时间一再拖延，截至2007年11月上旬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期间，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预定为多哈谈判的中期评审会议）的失败和2006年7月史无前例的谈判中止，都对多哈回合乃至整个WTO体制造成了很大打击。尽管如此，多哈回合谈判作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进入“WTO时代”以来发起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第一次以“发展”而不是“贸易自由化”为主题（至少名义上如此）的谈判，所有这些，都奠定了多哈回合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笔者认为，多哈谈判的发起，是在多边贸易体制半个多世纪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多边贸易体制内部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多哈回合谈判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1.发展的理念
多哈回合，是以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是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多边贸易体制又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表明该体制真正开始对贸易和发展关系进行认真的反思和再定位——如何使贸易更好地为发展服务。多哈回合中的发展理念，不仅从“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发展回合”的名称以及多哈《部长宣言》等大量官方文件中的发展承诺从表现出来，而且在几乎所有谈判议题的实际谈判中，也都可以看到发展理念对谈判进程、进而对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发展的理念正是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的一面旗帜，这就改变了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力量对比，推动了该体制向有利于发展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也必将推动该体制内国际发展法的演变和完善。尽管迄今为止的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最终谈判成果也难以达到预期，从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足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回合”），但它对多边贸易体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走向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2.全球化治理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既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如乌拉圭回合带来的贸易机会、国际资本流动和发展资金产生的机遇、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的国际性生产带来的机遇以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机遇以推动南南合作），也可能产生很多潜在的消极后果和挑战（如丧失政策自主性、金融开放和不稳定以及崩溃的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性的供应方弱点和债务，不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或有意义地参与其中导致的边缘化现象等）。[20]
多哈谈判对WTO体制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最大的冲击和影响之一，正是试图从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角度来解决发展问题，推动国际发展法的完善，进而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治理。基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种种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笔者主张：应当使国际发展法成为以纠正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为目的的治理规则，谋求一种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换言之，21世纪的国际发展法，其应有的理念应当是：通过平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实现国际社会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合理平衡。[21]
3.走向分配正义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困境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危机，以公平为价值取向、以分配正义为目标的一次重大的自我完善和提升。它要求该贸易体制不仅仅要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创造更多财富，还应当为保障和实现公平价值作出贡献，确立、完善自身的再分配职能。这就要求通过市场准入、贸易规则、能力建设等具体方式包括，首先纠正该体制历史上形成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并在未来的贸易关系中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积极和富有意义的区别待遇。
多哈谈判所体现的以公平价值对以往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效率最大化理念的限制、对多边贸易体制内片面强调创造财富而有意无意忽视财富分配倾向的纠正，表明多边贸易体制不仅应关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也应当关注这一过程导致的结果；不仅应提供各成员之间形式上和理论上的“机会平等”，还应使实质上的公正和社会正义成为可能，包括“寻求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置于（多哈）宣言通过的工作方案的中心”。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多哈播撒的财富分配和社会正义“种子”生根发芽，“我们有一天会将多哈视为WTO从一个创造财富的组织向兼顾财富分配的组织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性转折点”。[22]当然，多哈回合谈判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上述转折，还需要人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