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国际法院和当事国在关于领土争端的案件中，分别提及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没有令人信服证据“，”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等大致相似的概念。但是，国际法院并未阐述”令人信服证据“与”证据优势“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否将其视为与证据优势标准相并列的证明标准。质言之，证据优势能否涵盖”令人信服“的内涵，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实，何谓”证据优势“，并非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程序中所特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在美国证据法上就是一个非常微妙且难以厘清的难题。从美国的国内司法判例来看，有的法院将其解释为”可能性“（probative）；有的使用”满足“一词进行注解；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文字游戏“而已。[7]（P327）
与此同时，”令人信服“一词，按照《简明牛津英语字典》，是指确定地说服法官或事实裁判者相信事实。（注：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5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而根据有的学者观点，”一方所提供的证据比相对方更加令人信服为证据优势标准的内涵“。[2]（P167）甚至，部分学者认为，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标准属于”超优势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明标准“等。从此意义上说，”令人信服“属于证据优势标准的应有之义。但是，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标准相比，其”令人信服“的程度相对较低。对此，美国部分学者和相关人士主张，应将它们之间的区别确定一个相对的等级标准或量化处理，以便在实践中参考，并且进行了大致的界定：证据优势标准超过50%即可，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标准对证据的说服力（可信度）的要求，要大幅度超过优势标准所要求的50%，但小于排除合理怀疑所要求的90%，即大约在75%左右。[8]（P118－119）
由此看来，在国内法上，”令人信服“属于任何证明标准的内涵所在，仅仅不同的证明标准所要求的”令人信服“程度不同而已。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适用的证据优势标准，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国际法院并不能简单将国内法中适用的这种量化标准或等级标准，机械地移植到领土争端解决程序之中。毕竟关于领土争端解决的问题，对于当事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至于当事国或部分法官所提出的”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和”确定和令人信服标准“，也不能归于证据优势标准。其原因在于：前者证明标准的要求高于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所适用的证据优势标准，在国际层面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
（三）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能否在领土争端中适用问题
不可否认，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程序中，有的案件涉及当事国非法使用武力等违背国际法义务的行为。即在涉及国际责任的案件中，国际法院是否仍然适用证据优势标准，抑或单独或同时适用其他证明标准以解决当事国领土争端，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此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当属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与海洋划界案。在该案中，喀麦隆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尼日利亚以武力占领乍得湖地区和巴卡西半岛行为，违反了其国际法义务，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在涉及证明标准问题上，尼日利亚指出，一国宣称如此主张必须证实其证明标准，它不仅仅为盖然性权衡，而应是排除合理怀疑。（注：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se，Counter－Memoria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Vol.1，p.645.）最后，国际法院将争议区域的主权判给喀麦隆，同时要求双方均应从彼此占领对方领土上负有撤出军队的义务，并驳回喀麦隆要求尼日利亚承担国际责任的请求。
但是，国际法院对于判案适用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提及。而来自于普通法系的部分法官主张：如果领土争端的案件涉及到武力的使用等违反国际责任的案件，其证明标准应采纳更高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判案。如阿吉博拉指出，所有的喀麦隆诉辩行为（口头或书面），既没有证实也未能证明尼日利亚需要承担国际责任的事实。而且，喀麦隆的主张必须以排除合理怀疑方式予以证明。同时，国际法院对于涉及到国家责任的领土争端案件，也应当使用”排除合理怀疑“最高的标准进行判案。（注：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Cameroon v.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I.C.J.Reports 2002，Diss.Op.Judge Ajibola，p.303，pp.599，194.）然而，国际法院并没有采纳阿吉博拉法官的主张。从该案的判案所体现的证明标准来看，国际法院仍遵循传统的证据优势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