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
张新宝
【摘要】我国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鉴定主体繁多杂乱、鉴定程序不够规范、鉴定意见质证认证规则不够完善等弊端，造成此状况的深层原因在于，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价值取向不明。重构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应当从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和具体措施三个方面着手。在价值取向上，以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为指导，以提供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为目标；在制度设计上，应当确立客观中立且具有专门科学和医学知识的鉴定主体，完善中立规范的鉴定程序，建立有效的鉴定意见质证认证机制；在工作措施上，应当调整现有鉴定机构，规范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同时打造专业化的司法队伍。
【关键词】人身损害鉴定；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意见
【全文】
引言
美国学者达马斯卡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写道“站在20世纪末思考证据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探讨正在演进的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1]诚如斯言，越来越多的诉讼事实需要借助科学手段来证明，这种情形在有关人身损害的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衡量作为损害结果的人身伤残等级程度，还是判断可能的致害原因（如医疗行为、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缺陷等）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乃至判断行为人有无过错，都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帮助。这种借助专家来认定事实的制度就是鉴定制度，或者说就是专家证人制度[2]；相应地，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相关的一系列鉴定可称为人身损害鉴定。
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交通事故和医疗行为引发的诉讼占相当高的比例，[3]其中多数案件都离不开人身损害鉴定。在“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证据就是打鉴定”的今天，鉴定意见对当事人的利益会产生重要影响，当事人有理由期待法律提供客观公正的鉴定机制来确定案件事实，实现“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4]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诸多弊端，这既严重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侵权纠纷的解决，又影响到当事人对司法体制的信念。在此情况下，亟需对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进行重构，以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我国人身损害鉴定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行规定及评论
我国现有各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对人身损害鉴定作出了或简要或具体的规定，为便于整体把握，特按照时间顺序列表说明如下[5]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鉴定依据繁多，鉴定性质不一。国外的鉴定制度多在诉讼法或证据法中作统一规定，我国除了诉讼法规定鉴定制度外，另有不少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了各种具体的人身损害鉴定。其中既有司法鉴定，也有行政认定，还有性质不明的医学会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等。同样的损害，因为致害原因不同，需要进行性质、程序、救济方式完全不同的鉴定，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当事人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权益的维护。
第二，鉴定主体繁杂，鉴定管理混乱。鉴定主体中既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内设的服务于侦查目的的鉴定机构，又有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此外，还有各类从事鉴定活动的其他机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学会、《工伤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各类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不同、工作流程不同、主管机关不同，由此产生诸多问题。
第三，鉴定程序不规范、不完备。现行有关人身损害鉴定的法律文件对鉴定程序规定的非常散乱，缺乏系统的规范。尤其是在鉴定启动程序上，有些鉴定依职权启动，有些鉴定依申请启动，它们条件不同、程序不一。同时，在鉴定人的选择、鉴定材料的确定、鉴定意见的开示和质证等问题上，现行法律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对当事人的异议救济不够充分。依照现行法律文件，当事人如果对鉴定意见不服，其获得救济的途径经常受到不合理限制。在交通事故行政认定中，当事人的异议权依赖于繁琐的行政程序。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省级医学会鉴定具有最终效力，排斥司法审查。还有一些鉴定名目根本未规定异议程序，当事人的异议权很难获得保障。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制度设计不完善相伴随的是相当混乱的鉴定实践。近年来，人身损害鉴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违法鉴定、鉴定不公、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看，目前人身损害鉴定的弊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鉴定公信力问题突出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往往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结果，当事人因而总是想法设法去左右鉴定意见，由此产生了许多像关系鉴定、人情鉴定、金钱鉴定之类的有失公正的鉴定。不仅如此，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甚至从体制上为鉴定不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典型的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从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发展到由医学会组织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从“父亲鉴定儿子”转向“叔叔鉴定侄子”，鉴定主体与被鉴定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始终割舍不断。事实上，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医疗纠纷诉讼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对于医方而言，就是千方百计利用《条例》将诉讼纳入医疗事故鉴定轨道；而对于患者而言，医疗事故鉴定被视为一个‘陷阱’，千方百计地予以规避，争取做司法鉴定”。[7]由于医学会鉴定存在种种缺陷，如鉴定主体与涉案医院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鉴定人不签名、不出庭等，受害患者往往对医疗事故鉴定抱有抵触情绪。2010年7月8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崔红喜、高称心诉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疗纠纷案，决定将案件送交北京一家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时，“旁听席上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8]。事实表明，医学会鉴定的公信力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不少患者因此丧失对司法救济的信心而走上“医闹”之路，这进一步恶化了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
2.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突出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多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在1992年发生的浙江东阳胡尚军案中，一起简单的故意伤害案件，先后由各类鉴定机构作了八次鉴定，案件拖了七年之久才得以在1999年开庭审理。[9]2003年2月24日发生的湖南省湘潭市女教师黄静裸死案，在案发22个月后才在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审理之前，多家鉴定机构先后就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而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10]与这些广受关注的案件相比，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问题在普通案件中更为突出。比如，2004年发生在新疆昌吉州的一起打伤头部案件，为确定伤者有没有因为挨打造成外伤性精神残疾，原告、被告和检察机关先后申请4家鉴定机构作了鉴定。在案件审理期间，当事人又到当地新增的一所鉴定机构作了一份鉴定。结果，5家鉴定机构作出了8份意见不一致的鉴定[11]。再如，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几家司法鉴定机构对患者的病情先后进行了5次司法鉴定。由于原、被告双方各持两份对自己有利的司法鉴定意见争执不下，最终由法院指定做了第5份司法鉴定。[12]同样的伤害，同样的事实，由不同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便大相径庭，这暴露出鉴定存在过于主观、过于随意的问题。据报道，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司法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往往会采取如下做法：律师为了让司法鉴定结果能对自己代理的一方当事人有利，而找有“关系”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为了得到一定的“好处”而作出比较符合“要求”的鉴定意见；法院为了尽早结案，而常采纳其指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所做出的鉴定。这些作法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