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何以以人为本?当然是以民众为本，以人民生活和发展的客观需求为本。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假日与节日之间的协调关系，法律、法规的制定，当以人民生活便捷为第一考量，而不是以政府为本位，更不是以政治为本位。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形成了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节日情结，即便是作为服务于公力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在传统节日有着一种默默过节的自慰。有多少人不想清明祭祖?有多少人不想中秋团圆?根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节日，中秋节盛行于宋朝，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之所以是中秋，是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三秋之中，这一天天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也被人们喻为人情味最浓、最具诗情画意的节日，所以这一节日总与“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名句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根本不必作任何调查，之所以大部分职业劳动者无法过传统节日，皆因传统节日“有节无假”。而一些政治性节日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有假无节”，民众对于“五一”、“十一”这些法定假日，仅仅作为休息、休假的时间，完全没有将其作为节日的概念，即便是西元新年：元旦，我国民众的节日情结也十分淡漠，很少有人关注这一“节日”。因此，严格地讲，我国法定节日老百姓真正过“节”的日子只有“春节”一个节日。
政治性节日有无必要放假呢?笔者不敢妄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政治性节日与传统节日并不冲突，并非放了政治性节日的假就不可能再放传统节日的假；政治性节日是否可以放的短一些，例如，“五一”、“国庆”放假皆为一天?有事实表明，不少带有革命纪念意义的节日都没有放假，例如上文提到的一些革命纪念日、战争胜利日等等都可以列为法定节日，而不一定非得放假，如“九一八”在该日，媒体都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列为节日，以志纪念。可见，政治性节日并不必然放假，同样所有政治性节日也不能成为全体公民的节日！
(三)我国法定假日已经演变成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开发“假期”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均延长为三天，加上法定假日前后的四个公休日，即形成了目前“五一节”、“国庆节”和春节等三大七天长假，七天长假的形成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所谓的“假日经济”。因为有了这样三个七天长假，人们出行的机会大大增加，休闲的时间大为延长，加上我国政府旅游部门大力促动旅游业开发，三大长假逐渐成为全民性的旅游假日、休闲大假，七天长假几乎成为假日消费、假日旅游的代名词。假日经济对交通、住宿、餐饮等行业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各旅游景点的开发亦呈过度之势。因此，关于七天长假的负面影响亦毋庸置疑。“‘十一’期间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挤’的新闻就会汹涌而来，有的‘盛况’根本无法想象。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譬如增加旅游设施和景点接待能力；开拓多元化的旅游休闲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开辟诸如军事、工业、科技、体育、探险之类的旅游新领域；加大城市的服务功能，让所有的商店、影剧院都延长服务时间；组织各种适合百姓家庭参与的竞赛；推出家庭旅馆等等。这些办法无疑将在长假来到时发挥一定作用，在一程序上缓解矛盾。但由于客源相差过于悬殊，一旦满足了长假期间客源的要求，在平时就会造成大量设施的闲置和浪费。如果每次都是通过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和设施来应急，又无法满足广大旅游者的需求。如果因此而对长假旅游加以限制，自然不符合设立长假的初衷。因‘挤’而使旅游者筋疲力尽、心情不快，必定影响长假后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假日太挤、人们对‘假日经济’有怨言的根本原因。”[9]笔者以为，之所以上述三大长假会造成交通、购物、餐饮、住宿的拥堵现象，并不在假日之长，而在于假日过于集中。“赶潮”或“一窝蜂”现象在许多领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有的属于自发性“赶潮”，有的则属于有组织性的“赶潮”，那么，长假旅游、“假日经济”则是政府推动型的旅游、购物、探亲的集体“赶潮”。三大长假的形成肇始于1999年《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修改。该办法修改后国庆节、劳动节增加至三天的法定假期，加上1995年后形成的每周五天工作制，有了合并成七天长假的机会，这样的合并自2000年以来未曾中断过，几乎演绎成“法定的七天长假”。应当说三大长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假日经济”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三大长假对拉动20世纪90年代末期市场消费，带动社会消费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