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多部门分散执法格局下必然会出现的管辖权重叠或者真空，并不是只有设立新机构一种解决办法。立法上，草案可以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以尽量减少管辖权的冲突或者缺位；法律实施中，不同执法机构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信息共享，甚至可以设立不同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在这方面做了初步尝试)。这些机制既能达到促进法律实施的目的，保持执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又可以避免增设新的机构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管理中，遇到问题比较习惯于层层增设机构的工作方式，不太善于在现有机构之间培育合作与制衡机制，结果造成机构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但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在管理扁平化与网络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反垄断法不能为发育内生的合作与制衡机制创造条件，简单求助于传统的增设机构方式，同样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按照惯例，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应该有具体的工作承担部门，并且，通常都只有一家工作承担部门(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工作承担部门最多，分别是发改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在反垄断法维持分散执法的格局下，国务院主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至少有三家(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或者四家(前述三家加上国资委)，另外还有一批行业监管机构也承担反垄断法的执法职能。因此，未来的反垄断执法将会是一种3+x或者4+x局面，在这种格局下，如何确定反垄断委员会的工作承担部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会引起许多争议与争执。
第四，根据草案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尤其是规则制定权，只能起协调作用。同时，由于权责划分不清，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对于各自管辖权边缘地带的新问题，也难有制定规则的积极性。因此，可以预见，对于反垄断领域的新问题，整个执法体制必然陷入被动的应急反应模式，很难预先通过规则提供明确的指引，其结果是全社会需要为这种不确定性支付额外的成本。
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草案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带来的好处是潜在的，而其弊端则非常现实。如果不能解决因为设立反垄断委员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其潜在利益肯定无法实现。
更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反垄断法维持分散执法的格局，就必然会出现管辖权的交叉、重叠或空白等现象，使权责划分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法律起草者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法律中做出明确的划分，要么法律不做规定，交由法律实施机关去个案解决问题。显然，草案的起草者采用了后一种策略，不但没有细分不同执法机关的管辖权范围，还通过第四十四条第2款确立了权力共享型的执法体制。这种执法体制的最大风险，在于容易出现多头执法或者无人负责的局面，设计一个反垄断委员会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这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