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约定”指示着：“‘本身正确与错误’不存在”，不等于“‘正确与错误’不存在”。当社会和行动中的法律人普遍认可“一个自认为”，虽然遮蔽了“并非本身”的问题，但表明这里存在一个约定的“正确与错误”。而约定出来的“正确与错误”，不应被质疑。因为，质疑本身，无法直面真实的法律实践。法律的有效运行、令人满意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大致共同的约定，依赖基本无人怀疑被提出的法律涵义。而且，我们总是习惯使用“正确与错误”的措辞，这种习惯使用，并非没有坚实的“实践有用”的理由，特别是针对法律实践。在此，谈论约定的“正确与错误”，既可能，也必要。“约定”的概念，也因此可以遏制极端的法律怀疑主义、原子主义，维护法律形象，及法律职业的整体权威。
六、“左翼”的意义
其实，“约定”概念，特别是其中体现的语言涵义的理解合作，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合作，还有社会普遍认可的“正确与错误”，本身即暗含了一个思考目标：是否应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以法律自治为基础的“实用效果”或“为了谁的需要”，及“尊重底层民众不断变化的意愿”？同时，“约定”概念在另一方面，对应了前述“弹性”的法条主义的一个可能目的：使法律职业在坚守社会分工合法性之际，以“依法行动”之名，不断获得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之中的正当性。这同样凸现了“是否应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的思考目标。
从语言涵义的理解合作、由此而来的思想合作，及社会普遍认可的“正确与错误”来看，事实上，“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理解才是基础。因为，这种理解对语言涵义、由此而来的思想，及“正确与错误”的拒绝、接受、固守，发挥着根本作用。所谓“约定俗成”，即意味着“社会中大多数人总是如此使用、理解语言”；所谓“社会共识”，即意味着“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赞同”--思想合作、共认“正确与错误”。更重要的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相对而言，总是底层、民众的。故“底层民众的意愿”，不能被忽视。
而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则明确指向“以底层民众为重”。这便表明，“底层民众”对语言涵义的理解、对思想的态度及对“正确与错误”的决断，应当是法律问题约定的基础。如联系法律公开性、普遍性，包括可预测性等基本原理，则“以底层民众为重”，更应是法律问题约定的基础。因为，法律公开性、普遍性和可预测性，显然预设社会大多数人可以理解法律，从而一方面遵循法律，另一方面提出立法、修改法律的意见。从这一角度思考，在“弹性”法条主义的实践中，行动中的法律人对底层民众意愿的关注，便应是职业道德的一种重要自觉，也应是保证法律正当根基的必要行动。
当然，底层民众的意愿会不断变化，故语言涵义的理解合作，由此而来的思想合作，及“正确与错误”的决断，亦会不断演进。因此，“关注实际且随历史潮流而动”的“变迁”概念，亦为题中之义。而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则始终贯穿了“实用效果”、“为了谁的需要”。其也着重提示，法律问题的约定，应当在“时代”这一时间概念中不断更新，自我推进，以时而演化的内容来保持法律的正当根基。
从“弹性”法条主义的实践本身看，深入来说，其包含了人们易看到且易忽略的一个现象：就倾向或立场而言，所谓不同或对立的法律职业意见，本身可能正是“职业包装”的一般人（或外行人）的不同或对立的法律意见；换言之，一般人（或外行人）的不同或对立的法律意见，均有可能经过“法律职业包装”，成为“法律”的。[56]这一现象十分重要。
这种现象的经典例子，即是本文已提过的中国王海案和许霆案。在系列王海案中，法院至少曾有三种法律意见：①因认定王海属于消费者，判决王海索赔成立；②因认定王海不属于消费者，判决王海索赔不成立；③因认定王海买卖意思表示不真实（故意购买伪劣产品），判决买卖合同无效，王海不能索赔。[57]在三种法律认定背后，可发现三种一般人（或外行人）的不同或对立的法律意见：①一般消费者认为应该支持王海打假行为（因为对消费者有利）；②商家及某些人认为不应支持王海的貌似“打假”的索赔（因为其意不在消费，也不存在因消费而损失的可能）；③某些旁观的一般人认为王海利用“打假”牟取私利，道德存有疑问，故不应支持其索赔（因为利益获得不应破坏诚实信念）。而在许霆案中，法院前后判决有“无期徒刑”和“五年有期徒刑”之别（法院认为两种判决均符合法律规定），[58]其背后亦有一般人（或外行人）的不同法律期待--重判或轻判；[59]尽管表面上看，一般人主张轻判更明显地成为了“五年有期徒刑”的压力背景。
这种现象表明，法律职业在坚守社会分工合法性的同时，不断获得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之中的正当性，既是可能，又是无法回避。
而中国早期左翼法学中的“逻辑”，实际上将法律的“背后”--社会，变为法律的“自身”--规范表达，即主张行动中的法律人，应自觉地“关注现实”、“思考民意”，将“底层大多数人不断变化的意愿”，通过法律职业的方式，变为法律职业意见。这种“逻辑”表明，这种选择亦为应当。如此，法律职业才有可能更为享有社会中的权威，避免法律职业与“民意”的尴尬对立，及避免中国早期左翼法学所在年代的法律职业对民众的“欺压”。也因此，行动中的法律人才有可能觉察，放弃僵化的法条主义，避开“跃出法律界限”的法律能动主义，在“弹性”的法条主义中关注、把握、融合“事物的根本--决定法律事业命运的社会愿望”，既可能，也十分有希望。
从更为广阔、长久的中国背景看，如本文开始部分所论及，来自法律、法学外部的遵循“政治的法律”、“国家的现代性”路线的左翼法学思潮，或法律思想，总是“在场”，至少从未消失甚至常常时落时起，故“左翼”意识，在中国注定具有较为普遍、长远的社会市场需求。但随着中国业已展开现代意义的正规法律实践，及越来越多分享现代法学知识的法律人群体更为壮大，形成法律事业推进的强劲动力（此根本不能忽视，且有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60]则从法律、法学外部强调“底层民众意愿”的左翼概念，对比从法律、法学内部推导“底层民众意愿”的左翼概念，可能--甚至可说“显然”--不具有相对而言的现实优势。如果从法律内部，从“弹性”的法条主义的概念框架，来切开“左翼”路线，揭示并论证“左翼”原本在法律中具有的“价值”，将“政治的群众性”变为“法律的群众性”，则对中国法治事业更会产生积极作用。在此，必须承认，尽管法治事业是社会整体事业，其中民众发挥根本作用，但法律人群体的作用在当代亦不可忽略，有时甚至十分关键。而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因其来自法律、法学内部，还有法律人的身份印记，以法律职业为基础，含有“法律的现代性”，故对此展现了积极的提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