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弹性”并不意味着“诸侯割据”、“自说自话”，相反，恰恰意味着法律人时常自觉地关注对立的法律意见。实践中也的确如此。总能看到，法律人并不忘记、放弃交流，甚至基于某种压力或激励（如设想法律能力需要提升，或使自己意见更受重视），而主动或不得不思考对立意见和自己意见的关系。英国早期普通法法官，时常在威斯敏斯特交流审判意见，[50]中国目前许多法院，时常开会共同研讨审判经验，[51]即为例子。于是，“弹性”的法条主义，时而伸张，走向多元，时而收缩，走向统一，的确是个“伸缩存在”。[52]

　　外部的法学理论，除了提出其中包含了“法律能动主义”之外，当然可以另批评这种现象是“法律的混乱”，而长期以来，其也总是如此批评。但法律人的实践依然故我，如同法学理论自身的争论一样从不停止。故以“混乱”之说来批评，或许没有意义，甚至武断。相反，恰恰需要注意这一实践透露的一个信息：“弹性”的法条主义，其目的极可能在于，使法律职业在坚守社会分工合法性的同时，以“依法行动”之名，不断获得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之中的正当性；其既非“法律能动”，也非“法律混乱”。而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在这种信息中，或许逐渐可显现自身的意义。

　　五、何谓正确“约定”

　　当然，在此又需澄清一个问题：当法律人各自认为自己是“恪守法条”而他者不是时，其中是否真存在“本身正确与错误之分”？如存在，则上述“弹性”的现象为“假”，亦不重要；反之，则为真实，颇为重要。外部的法学理论在批评上述现象时，也常意味着“其中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不简单如前所述，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决定“谁为正确”。

　　在我看，有时似乎存在“本身正确与错误之分”。如当社会普遍认为，一条法律规定的涵义十分清楚，在遇到具体实际问题时，其适用条件也无可争辩，而具体司法者或具体执法者，在和别人没有认识矛盾的情况下，且知自己理解是错误的，依然我行我素，如明显曲解法律，这似乎便存在“本身正确与错误之分”。但这仅仅是“似乎”。在此，因为普遍认识一致，故实践中往往对“是否真正本身正确与错误”忽略不计，进一步，则遮蔽了“并非本身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事实上，“是否本身正确与错误”需要一个证据，即说明法律规定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而这一证据一般而言，应当来自法律制定者。因为，很难否认，立法权的设置及立法行为总是预设立法表达了立法设想。[53]而普遍认识一致时，人们往往并不在意这一证据，总是假定法律制定者的意思就是如此。

　　故需要将焦点集中在“缺乏社会普遍认为”的情形，特别是“行动中的法律人的确各自认为自己正确”。

　　当社会缺乏普遍认为，尤其是行动中的法律人各自认为自己是真正贯彻法条主义时，有时立法者会表态，如发表立法解释、说明，或授权他者表达，如在中国授权最高司法机构解释、说明；但有时，立法者并不表态，也不授权表达（原因十分复杂），仿佛默许司法者和执法者自己决定普遍规则和具体个案的关系。如既不表态，也不授权表达，则“本身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便会悬置。

　　在法学中，众所周知，关于被悬置的“本身是否正确”，法学理论历来有争论，且有许多学说，如“语言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原意解释”、“整体解释”……以示“证明本身正确”的方法和可能。[54]但不论何种学说，其无论试图说明立法原意，还是试图说明法律本意，或其他“意义”（其实追求“法律本意”或其他“意义”，亦总为隐蔽、变相地追求“立法原意”，因为它们必定担心：如立法者真再次宣布自己原意，则它们注定被社会，特别是行动中的法律人所抛弃），均需面对一个问题：无法证明自己结论必定符合立法者可能表态、或授权表达的“那个意思”，亦无法澄清自己对“那个意思”没有“猜想”、“推测”，即使都在强调自己是“论证”、“正确解释”。显然，当立法者不表态或授权表达，各种“法律意思”的所谓“论证”、“正确解释”只能依赖自己的竞争力，获得法律市场，而无法宣称“本身正确”。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法律实践总在表明，社会，特别是行动中的法律人，除了必须--且更为乐意--听从立法者表达或授权表达之外，对任何所谓“论证”、“正确解释”，总是各取所需，且不断地继续各自主张“自己才是依法”，保持自己的“法条主义”。

　　其实，“‘本身正确与错误’便会悬置”的表达，不恰当。恰当表达应是：面对各自主张“自己才是依法”（即“恪守法条”）时，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本身正确与错误”的问题。[55]

　　由此，便可进一步理解，对“弹性”的法条主义的现象，需要正视并接受。而更重要的法条主义，不是传统理解的法条主义，而是这种富有张力的法条主义。也因此，需要从另外角度思考这一现象。

　　前面已提出，实践中的法律人总是自认为严格依法，同时，又倾向展开交流，思考对立意见和自己意见的关系，使“弹性”的法条主义，时而伸张，走向多元，时而收缩，走向统一。应当注意，其中包含了一个概念--“约定”。而“约定”，既可能通过商讨来实现，也可能通过默认来实现。显然，当走向统一时，是“约定”发挥了最终作用。而即使时而伸张，走向多元，依然是“约定”作为一种期待发挥着前期作用。因为，坚持自己主张，反对他人主张，总是意味着期待他人认同自己，形成一致，实现共识--即达至法律的普遍性。故“约定”概念，十分重要，甚至首要，因而是思考“弹性”的法条主义这一现象或概念的最佳角度。

　　如何理解“约定”的意义？

　　第一，“约定”体现的是思想合作，及对思想合作的期待。而思想合作，则以语言涵义的理解可以“合作”为基础，即以“约定俗成”为基础。作为常识，语言涵义的理解虽有分歧，但一定时期总是更多相同。否则意思交流便会出现极大障碍，而社会中一般的意思交流事实上总是较为顺利。也在这个意义上，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思想，时而分歧，但总会更多相同。毕竟，社会本身更为经常呈现共同行动。这当然主要是针对法律问题、社会存在秩序而言。通常看，面对法律规定时，人们表现出的与法律规定相协调（普遍认为的相协调）的行动，本身意味着，语言涵义的理解“合作”和由此而来的思想合作，是前提。在“设想或预期法律制度运作”这一意识背景中，针对社会，特别是行动中的法律人，语言涵义的理解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本身便趋向合作，即使出现分歧，其分歧亦为了未来合作（达至法律的普遍性），而非永久分歧。概括看，以法律问题、社会存在秩序论，趋向合作对社会尤其是行动中的法律人，是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