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分辨，我想指出，在中国早期左翼法学展现出来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揭露”、“批判”、“革命”和“实用效果”，这四个概念之间，存在值得注意的思想连贯的逻辑。
首先，这种逻辑在于，揭露、批判有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并不因为其应时而变，或“前后不一”、“相互矛盾”，至少主要不是缘此。在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考脉络中，“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总是难免的；为了具体的某一有产阶级利益，时常使法律加以变幻，是被揭露、批判对象的自然的固有选择。故蔡枢衡（如前引）说，“法律……重复和矛盾，都是某种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也因这一理由，有产阶层法律制度的“虚伪”，才是根本，即掩饰、粉饰自身的“复杂多变”，或总是宣称“普适”、“大写”的法律正义，以遮蔽“那个阶级”的法律整体本质。依照这种“揭露”、“批判”的思路，既然作为法律总是难免“重复和矛盾”，则追求代表底层民众意愿的法律，也可甚至应当应时而变；而应时而变，在此亦为自然的固有选择。换言之，无论有产阶层的法律，还是底层民众的法律，均会也需要如此；法律的应时而变，不是其自身的弊端，而是其自身张力的必要结构。更进一步，“革命”的概念，从另一方面又表明宏观应时而变的必然性，即当法律整体已不适应社会时，便需要“主张恶法非法”（蔡枢衡语）、“设置新的法的关系”（朱怡庵语），实现法律的革命。概括来说，从“揭露”、“批判”、“革命”到“实用效果”，其重心或关键，在于“实用效果”，或说“为了谁的需要”。
其次，这种逻辑在于，如以“实用效果”为基础，或指“为了谁的需要”，则展开来看，势必使法学思考走进底层民众意愿的概念，更准确地说，走进底层民众不断变化的意愿的概念。此为法律制度的根本依据。故蔡枢衡说，“法治之实现……有赖于多数平凡人”，[42]而“人的智慧亦是受着历史限制的”。[43]因为，在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考脉络中，只有顺应这种不断变化的“多数人”意愿，以法律、法学的职业期待甚至自我存在论，法律才会发挥其社会治理、引导、保障的功能，法律、法学职业的社会价值才会得以体现。我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左翼法学内含的具有法学性质的主要逻辑目标。
四、法条主义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对法律、法学职业而言，法条主义十分重要，背离甚至拒斥法条主义，易产生严峻的合法性危机。本部分及下一部分，讨论法条主义和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一铺垫（因其重要），后在第六部分分析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的意义。
需要看到，贯穿“保守”精神的法条主义容易为人所信奉，特别是实践中，其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人们相信并期待严格依规则治理，即严格据法条处理，而这种“严格”时常的确存在，即使有时被称为“机械的”、“僵化的”，即使有时在法学中，主张这类“严格”的学说被讥笑为“机械法学”、“概念法学”。[44]显然，一般人的法律“可预测性”、“同样事务同样处理”的信念，并非虚构。正是长期形成的关于法律基本理念--公开、明确、稳定--的话语传承，使一般人的信念得以不断巩固。但这一原因不太重要，甚至有些表面。
另一方面，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也更需重新辨析的是：有时，同样事务可遇到不同的规则、法条的处理；或反之，同样规则、法条可用于不同事务。而恰于此时，即使有些犹豫或困惑，人们认为这依然是“在法条主义之内”。这里的意思是指，虽然“法律对待”存在差异，似乎看到的是“法律能动主义”（从法学理论的角度用词），[45]但行动中的法律人一般而言，本身各自总认为自己才是--或在真正贯彻--法条主义，即严格依法行动，而他者则“与法律规定不同”；于是，社会一般性地浮现了“其中一个正确、其他错误”的判断，而这种判断颇为自然但非常有力地支撑着法条主义，即意味着：需要认为，重要的是“找到正确”，而非“是否能动”。如果这种判断对法条主义是支撑性的，则因为这种判断包含了一个默认：行动中的法律人，一般没有认为自己“可以能动”、“跃出法律的界限”；既然如此，实际上几乎没有法律人背弃法条主义（极个别的例外可忽略不计）；也因此，“法律能动主义”（即如必要，有时跃出法律的界限）不能得到支持，法条主义则应获得不断尊重。
针对上述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也更需重新辨析的现象，众所周知的例子，则是长期以来，司法中即使不同案情作出相同判决，或针对同一案情做出不同判决（此最为典型），司法者总会宣称自己是“严格依法裁判”，他者不是，或有时基于某种原因对他者“是与不是”不作判断，保持沉默；几乎极少司法者承认，自己是在“能动”、“脱离法律的规定”。诸如美国长期的关于宪法问题的富有争议的司法裁决（不同案情做出相同判决），[46]中国王海、许霆等案件的前后不一的判决（详情见本文第六部分），及更为广泛的如中国的一审和二审、二审和再审、国外各级诉审的差异判决，均可作为说明；其中，几乎没有法官会说，自己没有“依法判决”，而查阅其判决书等亦可得到同样答案。[47]于是，一般而言，社会普遍地容易认为：哪个司法判决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此为关键；而应否“超越法律”并非关键，甚至不是问题。这种判断也因此支撑着关于“司法总是努力坚持法条主义”的信念。尽管，社会又总会意识到，“每个”自我宣称严格司法的司法裁判背后，也许甚至极可能包含了不同甚至对立的某种“非法律”的动机。
我认为，就贯穿“保守”精神的法条主义容易为人所信奉的问题而言，后一原因--即“法律对待存在差异”时法律人各自认为自己依然是“依法”、“没有跃出法律规定”，从而法条主义依然获得尊重--是更重要、甚至较为深层的，应予细究。因为在后一原因中，可发觉一个“弹性”的法条主义的概念。而“弹性”意味着，首先，法律人不想突破法律规定（至少主观意愿上不想）；[48]其次，法律人总能--当然并不必然--在法律体系内找到自认为合适、而他人可能认为不合适的依据；再次，似乎除了权力，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断定，谁是正确或错误；最后，如以自己认为的“正确”来否定他者认为的“正确”，亦会遭遇同样对待。[49]在此，重要而不变的是，法条主义被坚守，而法律实践依然以法律的真实名义发挥作用，只是其仿佛是在一个“伸缩空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