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邦承亦提出，“缓和阶级矛盾的立法”，“如站在革命的立场，这当然是一种改良的不彻底的办法”。[28]
除了主张法律的“揭露”、“批判”、“革命”，这些左翼法学学者又主张法律的“实际效用”，并暗示“大多数人的需要”。如蔡枢衡说过，“保有规范国家社会生活实在的可能性之法律，是和特定时空的现实互相符合的法律”；[29]“法律……重复和矛盾，都是某种条件下的必然现象”。[30]他还指出：“法条之变成事实，好像明星、主角以及团体的领袖，需要有人抬和捧。法院对于法律的遵守，当事人对于实现法律之要求和愿望，以及社会舆论、群众心理对于公平无私的执法之颂扬与赞美……都是法条变成事实必不可缺的条件。”[31]张志让则更直接地提到：“法律之目的在以至少之牺牲，使吾人得满足至多之需要。换言之，即法律者乃使社会需要满足之一种制度也……法律应以至少之牺牲，使此种需要得有至大之满足。”[32]
这些法学职业的学者，不仅提出观点，而且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证，由此展示了法学学术的性质。如针对“法律的政治”问题，蔡枢衡和李达即运用“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学说，从理论上阐发。他们指出，政治是本质，法律是现象，“本质和现象……必有因果关系，内在关联：二者互相适应”；[33]“法律的本质，即是阶级关系，即是阶级性”，[34]故“法律现象，即是法律关系的表现形态……法律的本质，即是法律现象的各种形态中所潜藏的各种关系”。[35]张志让和朱怡庵则结合西方法律史的丰富细致经验资料，在“法律的政治”问题上，给予辅证，带有今日所说实证研究的策略。[36]而张志让更是通过个案分析，如17世纪斯坦利诉鲍威尔（Stanley v. Powell）案到19世纪贝斯利诉克拉克森（Basely v. Clarkson）案的司法判决的“类似案情不同处理”，详细推论，说明左翼法学的“法律的政治”基本观点，[37]试图以个案结构揭示的方式阐述“那个阶级法律虚伪”的普遍涵义。正是通过“揭露”、“批判”，主张“革命”，重视“实用性”，及运用法学学术策略（此更为重要），这些学者表达了一种法学性质的左翼基本立场：法律应与底层民众的意志相互贯通。
三、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
如本文开始所述，中国法学的“左翼”是个大概念，如兼及世界法学，则“左翼”概念更宽泛。故分辨其中各种思想的相互差异，十分必要。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逻辑”。
从“揭露”、“批判”看，相对而言，中国早期左翼法学与中国其他左翼法学的区别在于，前者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念（有时提到马克思的论述），但更为侧重对法律的直接体验、内在理解，以展开反省，甚至更为侧重将法律现实素材作为“揭露”、“批判”的主要依据，或说从具体到主义。后者则更侧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背景，极为关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剥削阶级法律、乃至一般性法律的揭露、批判，以其为自己“揭露”、“批判”的主要依据，或说更为侧重从主义到具体。前者中的学者，大多具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等法律制度颇为全面“先进”的国家的背景，谙熟其中法律机制，且时常付出相当精力参加中国法律实践，或亲身从事法律职业。显然，法律本身的运作复杂、表达微妙，特别是法律难免折射的利益倾向和立场滑动，为其“揭露”、“批判”提供了基本资源。这些学者，是在融合了中西且即使现在看来仍较“现代”的法律主要内容、精神的国家法律实践浸淫中，展开“职业自我指向”的质疑，其体现的是：行业主体实践的反思自觉。而后者中的学者，与此有较大不同，其主要分享政治家及前苏联的法律、法学的思想背景，鲜有“现代”法律的实践经历，故一般并未也无法体现行业主体实践的反思自觉。
将中国早期左翼法学与广义的西方批判法学对比，可看出，两者有类似，即均从法律内部来瓦解应予抛弃的负面法律的结构，均以职业的眼光追问法律的弊端，最后，均将矛头指向时跨几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法律意识形态。[38]但因后者或借助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借助宽泛的哲学批判理论，或另有其他西方后来的思想工具，如后结构主义话语，或承继近现代风行一时的法律现实主义，[39]故前者更为着力自我体验的法律本身的辨析。但最重要的是，西方批判法学主要是“西方本土的”，没有也不可能涉及“中西”，故兼有中西元素的近现代中国法律制度这一特殊实践--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成为前者的独享背景。前者在此独享背景中，可思索不同的法学问题，展开不同的法学理解。而“不同”主要在于：前者不像后者，出发点是对法律持彻底的怀疑主义，或原子主义，贯穿政治及法律的“多元主义”；中国自身的社会背景及法律制度实践，不期待彻底的“分散化”。
从“革命”看，中国早期左翼法学和其他中国左翼法学有相同之处。两者都强调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质问、反对、甚至颠覆，都赞同以底层民众的态度、原则作为法律的基准。但前者侧重将法律的“革命意识”，变为实践的法律变革，以应允法律存在为基本预设，认同即使推翻一种法律亦应建立新的法律；而后者，则侧重将法律的“革命意识”变为实践的政治战略，以国家政治而非法律政治的构想为基本理念，且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法律本身不免是有产阶级法权关系的体现，时而发挥法律革命思考的“制约”作用，此意味着，并不必然应允法律的存在。[40]当然，这种不同，与是否侧重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背景有着密切关联。[41]以“革命”论，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宗旨，类似广义的西方批判法学，即宣扬法律内部政治机制的重塑，期待以一种法律替代另外一种法律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转型。
从“实用效果”看，中国早期左翼法学和其他中国左翼法学基本相像，共同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识，认可法律的应境机制，均属于实践观点。前者虽然总是法学职业的，但未圄于法学职业总易倡导的“法律保守、稳定”。此从法律内部，对应或呼应了来自法律外部的其他中国左翼法学的工具主义。显然，在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为实现特殊的政治目标，号召对既有法律秩序的不断发难，乃至采取必要的否定行动，此为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选择。但即使如此，中国早期左翼法学，更多地与法学理论长期存在的“法律灵活”倾向，相互对应，并将这种倾向有所放大：法律制度可以整体性地“灵活”，也即更替，而不仅仅是“局部”。故其将政治的工具，转换为工具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