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国际经济法律自由过化的过程中，公平的价值长期缺失，社会的正义经常仅仅是一句口号。[22]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民主危机、经济灾难、环境恶果，如果不加以驯服可能就会有不可逆的结局。[23]综上可见，如果纯粹依靠国家之间博弈，完全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实现公平贸易基本不可能。
四、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与伦理道德
但是，有三方面的因素使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并不完全是国家间力量的较衡，而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因素，左右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向着更为理性化、更为制度化、更为伦理化的方向迈进。
第一，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交通通讯和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备受关注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影响着经济的进程，也影响着政治的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竞争的关系，每一个国家的领域之内，都既有生产者、也有销售者、还有消费者。这样，国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错综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都不是简单的，而是必须周全地考虑所有的因素。与此同时，当国家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依存度很高的时候，国家也不能单方面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因为这种简单的考虑会使得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无法实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利他，才能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长期化和稳定化。从生产者而言，只有其他国家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其生产才有可能获利，否则其他国家都贫困到无法支撑，其商品也最多只能在国内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规范的制订不可能仅仅考虑工业化国家的单方利益。
第二，WTO作为一个国际制度安排，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国家之间为了降低其间反复、同质交往的交易成本而成立起不同方式的国际组织。[24]正如基欧汉和奈所指出的：国际机制的一系列治理安排，会影响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25]国际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该制度中的国家就不再完全是自由的行动主体，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26]从主权运作的逻辑看，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建立所谓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时，它的核心不是要创造一个个相互独立、毫不相干的国家个体，而是要创建一个由事实上相互依存的国家组成并以某些基本原则处理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权力的侧重点实际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社会不同力量的较量与对比而不断变化的。换句话说，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17世纪时，维护国家主权主要是为了反对在宗教问题上的外来干预。到了19世纪，国家主权的重心就转到了对殖民地国民国籍的确认上。而20世纪后期，国家主权就演变为反抗外国统治和非殖民化的正当理由。当今，各国都会通过让渡一部分主权权利来获得一定的利益。作为一个法律体系，WTO注重规则本位（rule-oriented），而非完全的实力本位（power-oriented，或称为权力本位、强权本位，笔者认为称为实力本位更能体现出经济领域的客观情况）。[27]虽然规范中并非没有政治的力量，[28]但是规范本身的周密程度和稳定性明显优于非法律协议或者宣言等非正式安排。所以，无论是WTO的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愿意将自身的价值取向通过WTO规范的方式表达成为一种为所有的成员接受的国际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其规范的制定具有一系列的程序安排，这些程序会使得一些完全体现国家之间强弱力量对比的规范受到一些制约，会被弱化、以较为曲折和合法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那些出于弱小力量的观念、意愿和要求也不会完全被置之不理，可能通过宣言、决议等方式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国际机制会体现出一些不完全是强权政治的局面。[29]
第三，在国际关系中伦理因素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伦理虽然经常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基础和标准，但是当国家的行为越来越公开化、越来越多的处于全球媒体的关注之中、越来越多的处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影响之下的时候，伦理道德就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变得具有实质意义。[30]从WTO自身而言，从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开始，多边贸易谈判就一直受着各种政府之外的力量的制约。基于劳工待遇、环境保护、农业生产考虑的抗议和反对牵涉着WTO的发展方向与进程，而上述考虑都具有伦理指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多哈会议针对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所做出的决议，正是多边贸易机制伦理化导向的重要体现。[31]此种伦理化的导向虽然具备着国家利益和相互依赖的因素，但从最直接的效果上看，相关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世界各国都能够接受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比起知识产权的利益更值得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通过缜密的论证而提出的表面上不对等、但实质上更公平的贸易方式是有可能部分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