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看到一个消息，虽然反对声很大，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深圳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认为这8万人影响稳定，必须离开深圳。可是深圳市有关官员如何来判断这些人是否影响稳定？主要还是人治因素在起主要作用。我们要反思的是，如果我们通过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地方政府负责人，一个公安局长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是不是又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问题是，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对中国来说，最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制止他们呢？我们能够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吗？很困难。我们没有宪法诉讼，我们也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仿效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样上书常委会。国务院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但是如果政府不明智呢，我们并没有救济手段来制止这种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需要解决宪法诉讼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报纸上还登过这样的消息，有个地方法院，对案件已经做了判决，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当地政府以影响“稳定”为由，要求法院停止执行。法院认为自己是依法判决，而且判决已经生效。可是县里面领导人说，很多居民有反对的声音，不同意执行，以这部分人的反对作为理由来干预法院执行。这不是以“稳定”来压倒法治吗？行政权力假借稳定压倒一切之名，公然干预司法，这种情况在基层政权并不鲜见。依法执行判决本是依法治国的体现，但是现在一个判决都不能执行，这还叫什么法治国家!稳定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再说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情况当然特殊，但哪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特殊呢？连一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情况也特殊，澳门地区也有自己的一些法律，也不是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情况也特殊，但是它也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所讲的法律，包含三个层次：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更是一个理念。
作为一个制度来说，当然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法制。中国的法制绝对有一些中国特殊的规定，比如中国的土地政策就很特殊。外国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但是法律作为方法，应该有共同性。作为方法来说，分析一个法律问题，要采集证据，以事实为依据，并判定它的证据如何，这是很明确的。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课堂讨论完了之后，你问老师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制度的深层基础。法律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会随时发生变化；而方法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学习方法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