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国家原先在颁布《行政许可法》的时候，有个很好的愿望，即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市场自己去解决，市场自己不能解决的，尽量由社会组织去解决，只有市场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也不好解决的问题，才由国家来审批。所以在这三个序列中，国家审批是放在第三位，对市场不好解决，社会也不好解决的难题，才动用国家的力量。而现在，国家审批的力量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有关机构通过了多个关于重要产业部门行政控制的批准文件，包括造船、钢铁等等一些产业，凡是不达标，都要淘汰或整顿。这样一来，等于变相加强了政府控制的力量，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观察市场的秩序，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当初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有一本很重要的法律叫《产品质量法》，是在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立法的。立这个法的过程中讨论了国家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控制产品质量的问题。当时我们参考了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美国《产品责任法》和我们《产品质量法》的用意差不多，都是以保障产品质量为目标，但是采用的手段却恰恰相反：美国的法律是用产品责任来推动产品的质量，就是说除了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像药品、食品这样的产品，其他的都可以生产，但你生产了假冒伪劣产品，用户受害了，用户来调查，你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我们的《产品质量法》主要则用行政手段来加强管理，而不是民事手段。
还有知识产权问题，1995年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美国的律师问我为什么美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侵犯？我当时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比较晚，没有像美国、英国这样比较早就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也没有来得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个很完整的执法机构。没有想到美国的律师马上反问，按照你这样的说法，中国得建立一个多么庞大的政府啊？这个问题，我发现自己确实上当了，如果中国每个法律通过以后，都要有从中央到地方单独设立一整套执法机构，我们确实会变成一个庞大得不得了的政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完善立法的手段，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法治建设应跟上时代潮流
法治和人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法治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过去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体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下去，那我们的法治就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