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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为了更为深刻地认识这一理论问题,笔者将在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刑事契约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一、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构成刑事诉讼的两种契约关系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 ment),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美国诉讼理论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一种经典契约式的合同关系。从合同原理的角度,辩诉交易是一种待履行的刑事契约。就通常的理解,辩诉交易的当事方是检察官与被告人,法官的作用仅仅是程序性地对交易结果予以确认。在传统的国家追诉主义刑事诉讼理念中,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公益的对被告人进行单向追诉的上位主体,两者之间并不处在一种平等的阶位之上,因此这两种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达成合意、合法的刑事契约。因为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须具有完全平等的主体地位。但这一理论禁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突破。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Brady v.United States,397U.S.742)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定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此后,辩诉交易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广泛发展起来,以致于成为刑事诉讼中解决刑事案件的一种主要方式。在辩诉交易的契约本质上,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权利交换说,一种是风险交换说。权利交换说的理论根据是1969年“迈克卡斯诉美利坚合众国”(McCarthy V.United States,394 U.S.459)和“鲍亚肯诉阿拉巴马州”(Boykin V.Alabama,395 U.S.238)两项判例。在上述判例中,法官认为,由于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事实上是以放弃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进行审判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等三项宪法性权利为代价的,所以,一项有效的有罪答辩,必然要求是“对一项权利或特权的有意的放弃或者让与”。按照此说,检察官所放弃的是对案件事实真相进行追诉的权利、得到的是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告人所放弃的三项宪法权利、获得的是减少犯罪指控或刑罚折扣的利益。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E·司各特和威廉姆·J·斯汤滋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辩诉交易的当事方实际上不是就权利本身进行交易,而是互换了这样一种风险,即事后出现的结果将使得一方或另一方后悔事先没有达成协议。具体而言,在决定交易之前,被告人承担着以最严厉的判决定罪的风险,检察官承担着高成本的审理后作无罪判决的风险;交易之后,被告人承担的风险是,如果诉诸审理的话,也许就会产生无罪或较轻的判决,检察官承担的风险是,如果案件提交审理的话,将可能获得最大严厉(或至少上较重的)判决。但无论是哪种学说,都认为辩诉交易是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的平等协商,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已经发生的刑事冲突得到迅速、有效地解决。对控、辩各方来说,交易内容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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