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司法判决，虽出自法官之手，却流经当事人之心、关切当事人利害。因之，当事人接受与否，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题，甚至当事人是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也是不应回避的话题。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警告统治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从而强调一种政法举措，如何才可收获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的问题。如果把礼视为一种民俗或民间规则，孔子所强调的就是如何依据既有传统、既有文化精神，使政法举措深孚人心，被人们欣然接受，而不是隐然抛弃。
至此，有心人或许要进一步追问，司法既须关照(法律)文化，关照传统，那法律何不经由此种文化、经由相关传统直接制定，反倒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绕开(法律)文化传统？这确是至为关键的提问。长久以来，法不外乎情，法不外乎生活日用，是我国国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心目中法律的一般面目。但不无乖张的是，近世以来的立法活动，在参照系上，拿来论或移植论的指导思想，每每使法律由西而中、以西为中，从而在规范上割离、抛弃了既有文化传统，使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法律规范世界成为互不粘连的两张皮；在立法模式上，一反近世以来代议制立法的民主精神，立法反倒成为专家的事体，而不是全体公民共谋的行为和事业。尽管在诸如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中，也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但立法中组织化、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方式，还差强人意。
立法与公民日常生活的此种脱离，迫使司法——这种须靠法律专家来完成的作业，被迫转向他寻，或者徘徊在法律与被法律抛弃的固有法律文化之间；或者干脆援引固有法律文化，作为案结事了的终南捷径，而现实法律却被束之高阁（特别在调解结案时，此情更盛）。从而法官这个法律的专家，在面对个案时，不得不频频回顾一个案件的法律面向和习惯（固有法律文化）面向，不得不在法律和习惯间目光流盼，不得不做一个弥合法律与习惯缝隙的穿针引线者，不得不在生硬的法律面前阐释法意、开发新规，并成为个案的“立法者”。
立法的疏失和司法的尴尬，说明在立法既定的前提下，司法参酌既有法律文化，以期案件裁判更易被当事人接受，被公民支持，不止是不得已之举，更是勾连规范世界和事实世界的重要、且有效的方式，特别当法律文化被作为司法论证的理由，并以之辅助法律顺利穿行在司法过程时，反倒使司法克服了立法的僵硬和冰冷，使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法律规范能够对流无碍、并自由融通在司法的清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