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态度。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院负有促进诉讼、共同推进诉讼的义务。当事人对法院享有适时审判请求的权利，法院应在诉讼指挥的范围内，尽早确定案件争点，并凭借指定期间、失权制裁，使当事人协同促进诉讼。若当事人在诉讼中故意拖延诉讼的进行，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以各种理由推迟诉讼进行的时间甚至出走逃避诉讼；多次申请法官回避；申请进行不必要的鉴定；无正当理由提出管辖权的异议或以管辖权的错误申请再审等，均不得据此主张其适时审判请求权受到损害。
国家机关的态度。国家有义务提供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诉讼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协调、不可预料的案件数量的增多、现有法官人数不足导致的诉讼拖延都是国家不能免责的事由。法院不必要的诉讼中止、无正当理由的延期审理、容忍不合理的多次重复鉴定、审理案件法官的频繁变动、延迟送达诉讼文书、延长公告的时间超越合理的限度、无限期地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进行调解等都是需要衡量的因素。
在个案中是否对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造成侵害很难确定一个绝对的审查标准，多长时间内的诉累便构成对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侵害也无法确定，这就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斟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超过十年仍无法于所有的救济程序中审理完毕当事人的案件，即推定侵害了当事人的适时审判请求权。
二、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保障措施
虽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适时审判请求权，但司法改革的理念、相关的立法规定和法院的探索性改革措施起到了保障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的作用。
（一）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
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纠纷数量急剧攀升（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从 1993 年的209.6 万件上升到 2009 年底的 579.7 万件。）、法院和信访部门案件压力沉重，国家开始日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我国的现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和解、调解、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当事人享有的程序选择权是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前提。发生民事纠纷后，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以及对程序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不同的特点，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的。和解属于典型的自力救济，是解决纠纷最原始、最经济的方式，但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在双方当事人势力不均等的情况下，和解往往演变为强者意志的体现。在第三者参与下的调解一般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否成功，往往与当事人之间的让步与调解者的权威密切相关。仲裁被认为是“准司法”，具有合意性、经济性、专业性、快捷性和域外执行的简易性，在事实认定和程序使用方面皆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较适合商事纠纷的解决，但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对于劳动纠纷，设立了单独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于解决劳资纠纷，协调双方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法定性和程序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要求，但诉讼的不经济和迟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对民事纠纷进行分流，使进入到诉讼的民事案件数量大大减少，是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前提。
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完善是适时审判请求权得到保障的条件。虽然存在着多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但若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使其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仍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
和解和调解能有效利用的条件是：当事人对民事纠纷有着正确认识，了解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注：美国的私人调解发展的非常快，在詹姆斯公司进行调解培训中对其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都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对相关法律规定有一定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处境有非常理智的判断。），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需要社会进行普法宣传，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倡导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并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式加以约束。继 2002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和约束力之后（注：2002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紧接着，司法部在 26 日发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在农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中重建人民调解组织；《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特别指出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2011 年1 月1 日实施的《人民调解法》中调解协议被赋予了法律约束力；调解经司法确认具备强制力（注：虽然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机制尚未有统一的立法，但是人民调解的法律化、规范化将加大促进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利用。）。截止 2010 年底，全国共建有人民调解组织 84万多个；人民调解员 498 万人；每年平均纳入调解的案件有约 500 万件，已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