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强调演绎，忽视归纳。在判决书中，通常只注意找出适用处理该案的大前提，即所有满足某构成要件的情形便应承担某法律后果，列出满足大前提所需要的某项事实或某项理由，便作出判决的结论。虽然在判决理由的最后部分有“综上所述”的字样，但并不是真正地归纳。例如，涉及到违约责任，只写被告逾期交货，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违约金。至于具体的违约事实有哪些，被告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理由等，却很少提及；或者虽然提及，但选择其中一、二项加以说明，对其他事项或理由不作表述。本来判决的结论应是一果多因，但由于判决书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事项或理由，使判决理由显得不够充分。 （二）视角单一，对当事人争议缺乏多视角的透视。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严格的法律规范主义证明方式，排斥学理的分析和拒绝使用实体理由。
（三）证明过程缺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现行的民事判决书格式中没有当事人的举证、相互质证以及法院对具体证据的认定情况，即没有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记载。所以，看不到案件的事实在诉讼程序中是如何被过滤、被呈现、被证明的，只看到判理被一种简单的演绎推理所证明，缺乏一种应有的厚度和深度。
正是由于判决结构存在上述的缺陷，判决结构呈封闭性状态，使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受到当事人的怀疑，甚至非难；判决的结论显得武断，使得原告感到胜诉得勉强，败诉方败得不明不白，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判决对当事人的说服功能，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功能和指引功能。这与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司法民事判决结构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司法判决也是如此），是与我国建国后建立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分不开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体现，人们具有服从权威的普遍心理。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过分地强调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职能，忽视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故在审判制度的设计上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法官对程序的进行、事实的认定以及判决结果具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不受当事人诉争及举证、相互质证的限制。作为审判结晶的司法判决书同样带有严格的职权主义色彩，过分地强调判决的国家权威性，而忽略其对话性和说理性。
五、重构民事判决证明模式之思考
在对我国民事判决证明模式的思考时，我们应考虑这些因素：我国在法律传统方面多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哲学上与理性主义有更多的相似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法制意识，人们对法院的司法裁判寄予较大的期望；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吸收了普通法国家对抗制的一些做法，审判方式与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进行主义比较接近。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复杂的案件的判决证明方式，应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复杂的归摄模式。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法制仍不够健全，法律滞后与社会实践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使司法及时、正确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亦有必要吸收和借鉴普通法国家采取的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的一些合理因素，特别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司法又必须解决的纠纷，应以复杂的归摄模式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对话、选择的证明模式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使司法证明模式更具有开放性，从而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我们认为，在对复杂的案件所作的民事判决的证明结构中，为了使判决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判决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应采用下列方法及方法论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