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独占权，它是近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依法予以保护的权利，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在市场竞争中，一家企业掌握大量的知识产权能够对事实竞争和潜在竞争产生影响。在我国入世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指责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对我国反垄断法却没有提出实质要求，其目的是充分利用它们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垄断市场和技术。21世纪的经济是以知识作为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严格化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垄断知识产权的危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的重视，有关机构还专门做出相关的指南或规制（注：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1995年4月6日联合发布《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欧共体委员会1996年1月31日颁布《技术转让规章》；日本1999年颁布《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我国学者以前对反垄断的研究中却鲜有涉及，有关知识产权的著作中也几乎不提反垄断法。随着被誉为“跨世纪超级诉讼案”微软垄断案的发生和发展，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的思考：知识产权领域中快速发展的新兴高科技产业是否需要反垄断法的调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是否存在潜在的冲突？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如何适用？我国学者开始对此进行理论探讨（注：参见王源扩《试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竞争行为及其法律控制》，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缪剑文等：《知识产权与竞争法》，载《法学》1999年6月；徐士英、孙湘蕾：《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2—3期；王先林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是私权；而反垄断法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两者的潜在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个体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冲突。个体权利的行使不能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理念，当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发生冲突时，反垄断法的适用应当优先。我们不能否认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它具有一般财产不能具备的个性，如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但是它又有一般财产的共性，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和涉及其他财产权利的行为一样，同样可能产生反竞争的后果，没有理由不适用反垄断法的原则。在微软垄断案中，知识产权是微软获得市场支配地位或垄断地位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反垄断法的结构主义理论，微软依法获得的这种垄断地位本身并不违法，构成违法的是它对这种地位的滥用。因此，知识产权的滥用在知识权利领域的反垄断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划分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与不正当行使之间的界限，对行为的滥用是反垄断法规制的焦点。这决非简单的列举所能回答，这是各国乃至国际反垄断立法与实践面临的新课题之一。

　　2.对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法调整

　　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原因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行业如果进行竞争经营，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国家对这些行业的价格和进入实行管制。传统上将供水、供电、供热、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视为自然垄断行业。基于对社会共同利益保护的需要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对其进行管制：一是实行国有化，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并经营管理；二是让自然垄断行业市场主体独家经营，政府对其价格形成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并给予补贴。表现在法律上，各国或者制定有关单行法，对自然垄断行业作出特别规定；或者对自然垄断行业给予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国家管制的出发点是为了消费者福利，减少资源的浪费，然而现实证明，管制直接造成自然行业的独家经营，形成垄断市场的局面，并拒绝新的经营者对基础网络的使用，而其他的经济主体囿于个体经济实力的限制，无力重新投资基础投资建设网络；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公用企业易于滥用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从而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效率低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都采取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允许一部分新企业进入，营造市场竞争结构，以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