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
沈岿
【摘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实施的规制，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作为外部规制力量，有其局限之处，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情境之中。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该力量的效用应予认真对待、予以积极评价，却不可过分依托，外部规制仍然是更需要发展的。
【关键词】行政法治；自我规制；外部规制
【全文】
行政法治的目标，就是要让公共行政的权力，如匀速行进的火车，在一个基本划定的轨道上运行。既不能使其停运或迟滞，压抑管理、服务功能，又不能任其脱轨横行，伤害个人或组织的正当利益。由于普遍抽象的原则和规则所具有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划定公共行政轨道的任务，就交付给了它们。从“任何人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普通理性，到人类经典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学说，都似乎能够逻辑地演绎出一个结论：通过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对公共行政实施的规制，应当借助外部力量（如立法、司法），而不宜依赖行政体系自身，方能公正而有效。于是，立法、司法通常被寄予厚望。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仅仅仰仗立法、司法的外部规制，是远远不够的；行政的自我规制，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推动行政法治之力量。只是，行政自我规制也有其难以突破的瓶颈，若一味追求这样的自我规制，而不能伴以外部规制基本制度的变革，行政法治的道路仍然会艰难崎岖。本文拟对我国的行政自我规制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在简要梳理外部规制成就与局限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制度演进的事例，阐明行政自我规制的必要性及成绩，而后分析其在我国生成、发展的动力所在，最后，将以指出它的有限性作为结语。
一、外部规制的成就和局限
在我国，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确立中国式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以来，在行政法领域的重大法律发展包括：《国家赔偿法》（1994年制定，2010年修订）、《行政处罚法》（1996年）、《行政监察法》（1997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立法法》（2000年）、《行政许可法》（2003年）、《公务员法》（2005年）、《监督法》（2007年），等等。除了这些一般性行政立法以外，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特定行政领域有关的基础性立法。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制定，1994年修改，2005年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取代）、《环境保护法》（1989年）、《土地管理法》（1986制定，1988、 1998、 2004年三次修改）、《城市规划法》（1989年制定，2007年为《城乡规划法》所取代）、《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制定，1995、 2001年两次修改）、《保险法》（1995年制定，2002、 2009年两次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年制定，2006年修改）、《证券法》（1998制定，2004、 2005年两次修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