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法院财政保障体制，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

　　我国目前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负责。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一是使司法权受制于各级地方行政权，对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构成很大的制约，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二是许多地方财政困难，使法院连起码的办案经费都得不到保障，影响司法权的有效行使；三是一些地方把法院作为创收单位，规定法院每年要向财政上缴一定数量的费用。一些法院受利益驱动而乱收费、乱罚款，损害了法治的形象。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基本都实行对法院经费由国家财政保障的体制。国家预算中单列法院经费，国会审议通过后由司法部门逐级下拨。我国要有效清除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应借鉴国外的做法。法院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单列，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法院逐级下拨，真正实行司法机关“吃皇粮”。与此同时，各级法院诉讼费收入应统一上交国库，纳入国家财政收入。这样的改革，不会造成国家财政太大的负担。从许多国家的情况看，法院的经费支出与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相抵，支出缺口都不是太大。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法院甚至是国家财政的创收单位。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实行法院经费由国家财政保障的体制，国家财政支出的缺口大约会在30亿至50 亿元之间。另一方面，这种改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符合法治的内在要求，不仅从经费保障体制上使司法权与地方行政权彻底分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维护审判独立原则和法治的统一，而且从根本上实现收支两条线，能够促进法院廉政建设。

　　(三) 改革法院设置体系，实行司法辖区和行政区划的分离。

　　从依法治国的长远要求看，只要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重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就难免或多或少存在。实行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离，法院不按行政区划设置，而是根据人口及纠纷的数量、交通状况和通讯状况等划分司法区划，按司法区划设置法院，形成跨省、跨市(县) 的司法体系，可以使司法与行政彻底分离。从一些国家的实践看，这种司法体系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对维护法治统一和国家稳定有重要的作用。如泰国法院共设三级，即大理院(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设在行政二级政权的府一级(相当于我国的省) ，而上诉法院则完全脱离行政区划，处于中央政权与府政权之间。美国联邦法院是按司法区划设置的，有的联邦巡回法院的辖区跨越几个州，而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则有多个联邦巡回法院。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从长远计，宜考虑借鉴这种做法。

　　三、建立保障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

　　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指的是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中仍较多地采用等级审批、首长负责的行政工作方式。司法权的行使和行政权的行使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较多强调决策的“自主性”，即法院或法官在依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案件要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后者则突出强调决策的“指令性”，即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要服从上级机关或上司的命令。对两者的差别，德国学者作了精辟的概括：“如果一个公务员故意不执行上司要求 他以特定方式处理某一事务的指示，通常这就构成了失职。而对法官来说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法官按照院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失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