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多样化的诉讼审判程序
法院作为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关，理论上对所有的民事纠纷都能行使主管权。因此，诉至法院的民事案件无论性质、类型、标的额的大小、影响所及范围等等，都呈现出极强烈的差异，很难适用单一的审判程序来加以处理。如果法院对任何“细小”的案件都适用“重大”案件的相同程序，无疑会造成司法资源上的浪费，也会使严谨的诉讼程序庸俗化而失去严肃性。所以，法院的诉讼审判程序，也应当针对不同的审理对象，设计不同的程序规则。
首先，继续完善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规范其实际操作。设计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在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不断扩张的今天，简易程序的意义更为突出。但我国现有的简易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适用随意，极不规范，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导致这种现状主要由于：一是立法上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疏，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只有5个条文，不足以将简易程序的特别要求全部囊括，更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很多程序操作问题。二是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标准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混淆，应该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按简易程序处理，严重限制或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为了完善简易程序，规范其适用过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1)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简易程序的机构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单一的简易法院，以日本为代表，到1992年全日本共设置了437所简易法院；另一种是建立包括普通法庭和简易法庭的混合法院，简易法庭的法官不能适用普通程序。[12]根据我国民事司法的实践和法院设置的现状，第二种模式显然更为合适。(2)进一步明确规定简易案件的识别标准。国外的通常做法是以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作为判断标准，我国可予以借鉴，规定某一数量级别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3)设置调解前置程序，规定法官可以依职权进行调解。适用简易程序的一般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调解能更迅速地予以解决。(4)实行一审终审制度。为更快捷、方便地解决那些“轻微”的案件，对其可以适用一审终审制度。但在案件开始正式审理前，如果当事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可以提出异议。如没有提出异议或异议被法院驳回，进入实体审理之后，合议庭就案件所作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
其次，针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民事案件增设非讼事件程序。由于非讼事件与诉讼事件在性质、原理和特征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实行二元立法，德国与日本早在1898年就制定了《非讼事件法》，我国台湾地区于1964年制定了所谓的“非讼事件法”。[13]我国没有制定《非讼事件法》，但设专章规定了几种特别程序，即选民资格案件程序、宣告失踪、死亡案件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从一定角度看，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也都是特别程序。特别程序处理的案件大多是非讼事件，但我国民事特别程序这种分散的立法方式存在很多缺陷，不能反映出非讼事件的性质和要求，在诉讼原理上也容易与诉讼事件相混淆，导致适用上的疑惑和困难。例如，在离婚案件中涉及财产的分割，从诉的种类看，财产分割属于变更之诉，不具有执行性。此时法院能否判决给付呢？如果严格适用辩论主义原则，法官的判决以诉讼请求为限，则不能判决给付。但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对涉及财产的离婚案件，法官常常有必要对案情作全面的审查，并据此作出“妥善”的判决。因此，它只能适用职权探知主义。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婚姻案件的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并不贯彻法官可依职权探知的原则或精神。这就造成了诉讼实务与诉讼理论和立法的冲突。因此，《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对非讼事件的特别程序作出专门规定，在立法体例上可采取非讼事件专编的形式，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