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车主来说，“大宇”的车主成为市场的独占者，再也用不愁乘客被“依维柯”抢走，每日都有稳定的不菲收入，是这一案件的最大受益者。而“依维柯”车主则分为两类，一类是转变为“大宇”车主的，虽然要承受“依维柯”折价转让、拿出钱来入伙经营“大宇”的支出，但是这笔支出可以看作是投资，最终会由于“大宇”的垄断地位得到丰厚回报，因此也是这一案件中的受益者。还有一类“依维柯”车主则被迫退出市场，要么把车辆折价转让，自己另谋出路，要么就是进行地下运营。由于车主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要转行的话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后者，虽然面临被严厉处罚的风险，但是为了生存，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看出，这部分车主是这一案件中的受损者。
三、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一方面，以前选择乘坐“依维柯”的票价是9元，现在一律得花11元乘坐“大宇”，费用支出增加20%以上。同时，由于“大宇”处于垄断地位，必然导致服务质量低下，笔者的遭遇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当然，现在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乘客选择乘坐地下“依维柯”，其所支出的费用和时间也是相当大的（譬如需要另外乘车到上车地，等车时间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以前乘坐“依维柯”从杭州到临安只需要40分钟，现在则需要近一个小时，时间多耗费约50%，根据经济学理论，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还有人认为时间是无价的，虽然不同的乘客多花费20分钟时间的机会成本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看，乘客是这一事件中的最大受损者。
最后，“大宇”和“依维柯”的制造商也直接受到这一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直接影响，其中“大宇”制造商意外地获得市场份额，受益于这一行为；“依维柯”制造商则不得不接受一个非商业失败结果，被赶出杭临线。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性垄断人为地造成了一种极度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应该属于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法律法规，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没有规定行政垄断者的法律责任和受害人的救济途径，这一规定成了无法具体错作的原则，类似的行政性垄断案件还是经常发生。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从源头上杜绝这类行政性垄断案件的发生，就应当加紧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并把禁止和规制行政性垄断作为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