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纳粹极权专制的惨痛经验和魏玛时期国家至上政治的失败，德国基本法对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作了特别的规定。其原则是，现代民主必须包括政党政治，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党，而是要怎样的政党，怎样保证政党成为民主政治的支柱，而不沦为现代化专制的祸源；其特点是，把政党从宪外之物(在宪法中不提政党，或把政党放到宪法序言中作特殊处理)化为宪内之物。德国宪法把政党和国家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许诺一些党政分离的口惠。问题不是党政应否结合，而是如何结合。英美政党的目的不过是反映民意和代表民意，但是德国宪法规定德国政党负有"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志"的责任(第21条)，在这方面德国与中国的政党观比较一致。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德国宪法并不诉求于一党“训政”或贯彻某某路线来自上而下达成统一意志。正如里契特所解释的那样，德国宪法所说的“人民政治意志”在两个方面有别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统一意志：“第一，对有序和有效政府必不可少的意志统一不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公民社会。政府的基础不再是……所谓的，国家统治的内在一致，而是通过公民的共同协议所达成的共识。第二，这个政治意志不是由理性或历史法则所发现的预设结论(如，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引者按)，它只能在(不同)政党(共同的)政治活动中产生。换言之，政党的功能是把个人分散的意志融合为连贯的共识，使之成为国家行动的基础。多元的运用使得任何一党都无法自称是人民意志的唯一体现者。”[12]
德国宪法把形成“人民政治意志”的问题提出来，并规定政党在其中的作用，使它具有与英美宪法很不相同的当代性。德国联邦共和国常常被称作是一种民主的“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在德国特定的环境中，这一说法包括这样几重意思：一、宪法正式承认政党的存在(不只是它们的合法性，而且还是它们的合理性)；二、具有确保政党政府稳定、负责、有效操作的宪法条文；三、以特别的宪法理论将政党规定为人民主权的重要部分，并确定它们是国家资助的宪政组织；四、通过国家资助政党、多元政党渗透国家行政、公务员制度同时与政党和议会制度接口，以及政党在公共和社会机构中发挥作用来保证政党、国家和社会的融合。这些方面，以及联邦法院对有关政党条款的解释和对具体争端的裁决案例，非常复杂而丰富，过分简略的介绍会造成许多不正确的先入之见，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借鉴工作，所以尚有待于专文作完整准确的介绍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