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互相配合必然产生系列矛盾

　　在互相配合原则下所构建的我国职权型或行政司法型的刑事诉讼模式，在控制犯罪和打击犯罪方面确实取得了傲人的辉煌成就，使我国成为破案率最高但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在习惯或满足于这种高效的控制犯罪的同时，却不能不容忍这种体制所滋生的弊病，不能不默认并接受在这种体制下所产生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正是建立新的审判方式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必须解决的。废除互相配合不妨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一条必由之路。

　　矛盾之一：互相配合与法官中立

　　互相配合的立法和长期的司法实践，使本来应该有所区别的公检法机关之间自然产生职业上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最终必然导致角色的混乱和模糊，动摇、影响和破坏法官居中裁判的法律地位，从而将法官摆在没有自身目标和价值的位置，丧失了法官应有的职业特征，也丧失了其独立的判断。由国家权力介入来解决社会冲突，不仅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权威性、稳定性，而且还是因为国家权力的中立性，以及由中立而产生的公正性。这种中立性的最基本要求是，法官既不应对当事人一方有好恶偏见，也不能代行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名法官要想做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等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一名法官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说，他自身介入争论，从而有可能被甚嚣至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8]如果法官既要配合又要中立，必然会陷入一种两难的选择而无所适从。

　　矛盾之二：互相配合与权力制约

　　权力应受到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更应受到合理的制约，这应是一个不争的问题。为打击、控制犯罪和社会整体安全的需要，国家权力介入刑事诉讼确为必要，但介入的权力本身必须受到限制。刑事诉讼应在国家权力介入刑诉的程度与介入的国家权力应受合理制约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表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似乎坚持了这一点，在规定分工负责的同时又规定互相制约，但由于互相配合原则的不适当规定，公检法结成三位一体的刑事司法权力系统与刑事被告方的对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社会特征的国家，官强民弱、官本位占主流的国家，这种官官相护的潜在心理，这种权力之间相互靠拢、联手结盟的惯性和趋势，不是简单的法律规定就能轻易改变，更何况法律还规定互相配合，更为司法权力的一体化提供可靠的心理保障，对公检法是一家自然就无法产生异议并说三道四。其结果，权力的制约只流于表面和形式，只能是形式上的结构完整，只能是别别扭扭，不但制约者底气不足，被制约者也是不舒服、不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权力得不到制约，被告的权利自然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互相配合的机制中所体现出的法院的职权并没有使被告方的防御能力得到补充，使本来就倾斜于控方的诉讼机制更加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