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便是歐洲大陸法的一員，葡萄牙也屬於旁支。其雖然同樣繼受羅馬法系，但在發展的進程中，其發達處顯然落後於同系的其他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和其他歐陸國家。因此葡萄牙從來不處於法律發達之列更遑論以此作為對人類法律文明貢獻之途。
作為普通法系的始祖，殖民香港的英國帶來了其法律制度，更由於普通法奇特的生命力、包容力和延伸力，使香港的普通法一如其他同系的普通法域，具有其自身的生存方式。換句話說，香港法是一個比較早期形成和具有獨特色彩的真正的法律系列。由於英國人的務實性格，加上香港華人不懈的推動，其法律“中文化”也在回歸前提上日程且納入正軌，而香港正是當下全球唯一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普通法法域。
內地的社會主義大陸法系，實質較為完整地出現也就是晚近十年之事。其來源和複雜的歷史因由不能在此一一細表。但總的來說是參照民國和後期台灣的某些經驗，加上其源頭如德國和日本，也滲進某些英美法系的例子，構成現在的法律而且逐步完善中。其法律中的某些專用詞彙來自於日本，[5]以及成為我們慣用語中的一部份，筆者認為其法律語言具備澳門法的參考作用。
法律的發展是經驗，因此在不同法域之間合作以供緊密的生活圈融合，是有志於為此作出貢獻之人士所珍惜的時代契機。
兩個框架協議之比較
縱觀“粵澳協議”中論及法律的部份，其中橫琴的開發，特別是以金融與科技的項目開拓，對澳門的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即由社會改變進程中逐步完善其法律体系，尤其是法律語言本地化更是刻不容緩。任何改革包括法律改革都必然影響某些人的利益，但當整個行業甚至整個利益擴大之後，原有的利益持份者不但利益沒有減少，反而按比例有所增加。比如香港的法律語言本地化以來，不但原來的只說英語的人士收入沒有減少，更在與雙語人士合作下得到更大的發展。其原因在於整個行業所服務的範圍明顯擴容。而且，澳門與內地的法律系統較為接近，其可擴容的空間更不能低估。
正如“粵澳協議”提及的公證文書的合作，其可成為整個法律協調的啟動機遇。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行業的整體參予而促使盤子做大做強，其界外得益是不言而喻的。
協議提到金融業的發展，筆者認為，其健康發展實有賴法律系統的支撐，可以說沒有法律便沒有金融。因此澳門在銳意發展其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融業，一如其他大陸法系的金融業，例如上海、東京、法蘭克褔等地方一樣，他們都具有不同於普通法系統地區像紐約、倫敦等的優勢。同時，完善金融法律系統也有助加強打擊地下錢莊、外圍賭博等涉及兩地甚至多地之犯罪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