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纠纷表现形式看，农村传统的民事纠纷，一般表现为有关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债务、房屋、田地、宅基地、山林、水利、承包、经营等纠纷，[5]它们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同一种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国家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话语，而且，在许多场合，是一种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知识。因此，农村民事纠纷有着其特定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由于农村结构和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礼治秩序一定程度上被瓦解，人口以外出务工的方式开始大量流动，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农村关系的中心。这样的变化对民事纠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原来不常见的民事纠纷大幅增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土地征用补偿纠纷。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基础建设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征用补偿纠纷频繁出现，并往往具有群体性特征，成为影响失地农民生活和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
离婚诉讼。由于生活观念及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村离婚本来是很少见的，在很多人的传统心态中，离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农村的离婚率上升迅速。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改变，开始走进法院，用离婚诉讼的方式结束婚姻。在笔者走访的一些基层法庭，离婚诉讼占到了全部收案数的半数以上。
借贷引起的债务纠纷。以往，农村人之间的借贷绝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凭借双方的信赖关系借款和还款，写借条或者有钱不还，都会觉得难堪，或者不近人情。随着农村的发展，经济交往频繁，各种借贷也不断发生。现在有人，或说是少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无力或者不愿偿还债务，纠纷也就不可避免。[6]
三、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正当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7]
“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而言，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是无争、无讼。中国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构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相互谦让、互不争讼、和睦安宁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秩序一直是经世治国的方略。“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理想在诉讼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当代学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因为圆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体系，法律也好，宗教也好，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将他们一一剥离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体系去考察，他们都带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整体和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礼’正是这种和谐文化的核心。”[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