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可以事先设定的，当事人在进行民事交往时，必须事先设定证据。这是民事诉讼证据最主要的特点。
与此相反，刑事诉讼则不可能预先设定证据。刑事案件的发生，通常都是犯罪分子经过预谋和相当周密的准备，在极端隐秘的状态下实施的。即使是并无预谋的过失犯罪，也是在被害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这种隐蔽性和突发性，是刑事案件的显著特点，由此而引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刑事证据通常不可能预先设定，它只能通过事后开展强有力的侦查工作，从案发时遗留下来的各种蛛丝马迹中去追根溯源，以逐步揭示案件的真相。这种种“蛛丝马迹”就是我们所要收集的诉讼证据，它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物证、书证、现场勘查笔录等各种实物证据；另一类，则是在证人、被害人和犯罪分子自己的脑海里留下的那些难以抹掉的印记，它们最终将以言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等各种言词证据。总之，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认定案情是一种逆向思维或曰“倒过来认识事物”的过程。这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充分表明：刑事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在刑事诉讼中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侦查机关去收集犯罪证据，它较之民事诉讼中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举证责任，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尤其在现代，人们的智商高度发达，犯罪的手段更加狡猾，罪犯反侦查的技能也更加娴熟，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而使警察的讯问权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想侦破案件，必将难上加难。
从各国的诉讼实践来看，无论在任何国家和何种社会制度下，司法机关要侦查破案和认定案情，都离不开查找物证、书证等各种实物证据（随着现代科技的日益进步，能够查找到的物证愈来愈多），并向知情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了解案件发生的起因、过程和来龙去脉，力求取得足以揭露犯罪和证实案情的各种言词证据。其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查证、核实案情的重要途径。如果堵截了这一途径，无异是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势必造成许多案件久侦难破，或者使某些案件根本不可能侦破。
结束语
本文对有关沉默权的问题谈了一些粗浅的意见，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篇论文很难完全讲清楚。总之，笔者认为，不管研究和引进任何诉讼制度，都不能不考虑司法实践的现状和需要。我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民俗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民众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更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异。刑事诉讼中的某些做法，在西方国家可行的，在我国未必可行。沉默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实行了多年，在当今严重犯罪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就连英国这个沉默权制度的发源地，都在对它进行反思，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我国更应借鉴它们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持慎重态度。本文的观点或许与某些学者相左，只是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